挟天子以令诸侯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争权夺利，董卓入京，皇室驱狼吞虎，开门揖盗。其后十八路诸侯讨董，生灵涂炭。统治阶级的混战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的破坏：“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军队缺乏粮食的例子数不胜数，有武力倚仗尚且如此，普通人之易子而食是可以想见的了。
为避战乱，人们转徙各地，四处奔逃成为流民，农业生产更加荒废下来，这也是曹操进行屯田的社会基础。
另外，汉末多有瘟疫：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延光四年，京都大疫、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又疫……凡此种种，史不绝书。这些瘟疫如此集中地出现在汉末三国的中原、对传统的经济重心和产粮地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其结果是，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这样，以往的小农不得不依附，成为了托庇于高门大姓的佃客、部曲。
汉末瘟疫多选择成为职业军人的好坏
1、福利多多——生存还是毁灭，这根本不成为问题
由于特定的时空限制，这里的军人有两个身份，一是军人，二是佃户。
军人能够保证你的最低需求基本被满足。所谓“当兵吃粮”，那时成为职业军人最大的好处是能吃上饭，在最后一个百姓死去之前，不必担心没有粮食。
作为佃户也并不是就深受剥削痛苦不堪。
三国时期的自耕农，承担着日益繁重的税赋、劳役，最终的归宿是在高门大族兼并土地的时候被抛掷出自己的土地，不得不四处游荡，导致“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浮末。”但如果一个农民主动将自己的土地上交给高门大户，托庇于此，则农民的经济身份是别人的依附农，社会身份是隐户——也就是说，只需要承担地主的地租，而不必承担国家的赋税劳役。
汉末农民
职业军人的经济基础就是如此。屯田，将农民和土地再次联系起来，而国家成为最大的大土地所有者，人民与国家从需要交税赋、服兵役，变成交田租，由特定的人专门服兵役。在这个关系中，国家私人化了，但各取所需，满足了国家需要社会秩序的平稳的需求，适当的缓和或者说掩饰了社会矛盾。
2、坏处不少——世代成为主家的农奴、战争的机器
上文提到过在屯田造就的职业军人之下，士兵逃亡，罪及妻子。貌似罪有应得，实施过程中很容易变得毫无人性。《三国志》记载说，逃亡士兵有一新妇，“始适夫家，数日，未与夫相见，大理奏弃市”。
至于世袭职业军人，晋武帝伐吴诏曰：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取三人，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
三国志
何解？曹魏的屯田经改进成为西晋的占田，但世袭职业军人沿袭下来，最为年富力强的时期奔波于战场，日夜祈祷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除此之外，不要忘了军人同时是佃户，部曲，在实践中甚至近乎家内奴隶。小结
可以说，职业军人之所以在三国兴起，是有极为复杂、环环相扣的原因的，社会条件也囊括万千。但条分缕析讲来，大致有这样两个主体：军人和世家。
经济上，世家在战乱之中聚族自保，形成坞堡之类自给自足的庄园，成为庄园经济。政治上，乱世之中只有掌握兵权、有武装才有话语权，才能参与国家权力的角逐、重构。
三国时军人
对于军人，或者说更多的百姓来说，成为部曲，成为世袭的、职业的军人，首先是农民破产、失去自己的土地，与土地脱离关系然后又重建联系的过程，即从流民变成种地的军人，土地兼并等问题造成的破产是因。其次是能够谋生，甚至有可能通过军功实现阶级的跨越。
一言以蔽之，是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