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洪武《宣城志》载，金宝圩大圩形成之前，这里“圩垾大者有二，曰化成，曰惠民。”《舆地纪胜》引《圩田系年录》记载：“化成、惠民二圩相连，长八十里。则知金银圩，化成、惠民之统称。易名金宝圩，当自明中叶。”
《化成圩缘起补正》对金宝圩的形成，及大圩形成后的水利兴修、圩内农田灌溉情况也有较为生动的描述。“南唐保大十一年（953），圩民束四请以私田为官圩，李璟嘉之，诏补束四官，赐金帛有差，号金银圩。是年，各起役兴筑，广袤八十四里。”《舆地纪胜》引《圩田系年录》：“绍兴元年（1131）命宣城守臣葺治圩田。”
由此可见，金宝圩自三国筑圩，至南唐、南宋，历代官府均发动圩民对圩堤进行兴修加固、培高，并对圩内的农田水利予以规划治理，形成了“堤防山立，畎浍期错，水足则闭斗门以限之，稍涸则纳江水以润之”的格局，使得金宝圩在当时的平圩区，具有较强的抗洪能力，而且干旱年份也能保证有稳定的收成。再加上圩内土地肥沃，圩民勤劳，这里便成了百姓安居乐业之所在。《金宝圩中堤旌义慎防记》有记：“古金宝圩，圩周百二十余里，田二十余万。寒族及余姓群编户获农其中，宣之税居半。”其物产丰富程度可见一斑。
此外，唐中后期，唐玄宗接受曾任宣州太守的裴耀卿建议，改革漕运，输江淮粮源进京，水阳江成了上邑宣州漕运的重要航道,金宝圩出产的粮棉油开始热销全国各地，随之，南来北往的商贾纷至沓来，在这个富庶之乡的市镇上开商号、建家业，多元的文化也在这里融合，水阳西镇迅速发展并繁荣起来。
水阳地名向西延
水阳沿河两岸市镇，在漫长的岁月里，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水阳地名所辖范围也慢慢由东向西延伸，最后取代了西镇龙兴地名。
龙溪东北岸上的市镇，上下两端各有一条小河，河上架桥，街北有水碧桥，街南有施家桥。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宋南迁时，曾有赵姓皇室来迁。至明代，陆续又有孙氏、王氏迁入此地繁衍。及清至民国初年，部分海外华侨变卖产业，携眷归国，也落户于此。市镇上有一条青石街道贯穿，沿街两边曾有各类营建，繁华一时。
除有水阳巡检司廨、古塔、水碧桥等古建外，街北水碧桥附近，当年坐落着一座为往来于这里的船只祈求平安的“杨泗庙”，还有始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的真庆观；中街有规模宏大的孙氏宗祠，宗祠旁是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旌节坊”；往南有气势恢宏的王氏宗祠、明代成化年间营建的“尚义坊”；街南耸立着始建于三国时代的水阳镇塔，古塔的旁边，则是地藏王殿和祠山殿；寺庙往南，则是古老的施家桥。这些古建筑虽大都湮灭在了岁月的长河里，但方志、家谱等文献里都曾留下宝贵的记录，向今人叙说着往日的繁华。
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朝廷为消弭苏浙一带水患，遂改胥溪河上用来节制水流的石闸为土坝。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江水暴涨，洪水冲决土坝，使苏、锡、常一带复受水害。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又在原坝基上加高三丈，史称“东坝”。自此，水不再东流，水阳江流域水位增高，沿岸经常遭受水灾肆掠，龙溪东北的市镇和圩田，每遇洪水便沉没于水下，民众苦不堪言。。
金宝圩堤防高而宽，南唐以来，历经官府“起役兴筑”“葺治圩田”，抗洪能力逐年增强，圩内农业生产相对稳定，百姓大多安居乐业。至宋代龙兴铺沿街开始出现了一爿爿砻坊、油坊、槽坊、机坊、纸坊、粮行、杂货、烟店、布庄、药铺、当铺、钱庄、茶楼、酒肆等各类商号。金宝圩内的各类农产品，也经由这里向外输出、交换。
随着西镇集市的繁荣，东镇商户开始转向西镇投资，一些大户的分支，如孙氏、王氏也逐渐向西镇迁移。于是，西镇占足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至清末及民国初年达到鼎盛。沿河两岸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向西镇转移，东镇便逐渐衰落、暗淡下去了。
到了民国设置行政区划，水阳镇公所顺理成章设在了西镇。解放以后，水阳镇人民政府也设在西镇。这样，明清以来的水阳东镇，便被叫作水阳河东，而且一直被习惯地称呼到现在。
当时代发展到今天，蓦然回首，“水阳”地名已悄然“藏在深闺人未识”了。但是，一个地方的地名由来，有其传统文化内涵蕴含其中，那是抹不去的文化印记。所以，当我们走进时光的深处，人文依然脉动，真实依然可循。
厘清水阳地名的由来，对于水阳后人，不仅能够知从所来，而且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新的时代，必须要有新的发展和新的跨越，这样，才能使水阳行稳致远。
（本文原载《宣城历史文化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系宣州区水阳镇人民政府干部） 制作：童达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