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草拟的一条鞭法，清朝康熙年间的摊丁入亩制度。这种从国家内部自上而下的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给当时政府续了一口命。
另外，让人不能忽视的一点在于，王室内部成员的扩编极限便是在300年。由于血统原因，国家不会要求贵族从事劳动生产行业，而是通过国家收入供养，在某些时代反而鼓励贵族多生养。
明太祖 朱元璋
拿明朝举例，明代皇族，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四十九位”。
明太祖对子孙厚待，制定了丰厚的俸禄标准，亲王禄米岁支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后来有所削减。这对于当时的皇亲贵胄而言，生育等于是赚钱。
于是皇族们展开了迎来了生殖的高峰，如：庆成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人人，女儿更是不计其数。随着宗室人口的迅速增加，宗室领取的俸饷总数目巨大，禄米拨给的总数远超出国家各地一年的岁供京师的粮食。
国家也因之背上沉重的负担，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312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给王爷的是192万石。成都附近州县土地70%在王府名下。
在政策刺激下，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100万人之多，如果再把国家寿命延续100年，那这个人口数量可以翻上一番。
一个朝代的兴替，对于统治者而言，只是土地的一次次洗牌，一次次进行利益再分配。而在兴替过程中所产生的兵灾人祸，为其买单受苦的永远是劳动人民。正是那句，“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