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指出：“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周礼是十分讲究君臣名分的，一般诸侯在国内被尊称为“公”，在外交场合则依据周王室所封的爵位和一些外交传统来称呼。然而东周时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春秋之时，楚国率先称王，与周室抗衡；到战国中期，十数年间，群雄竞相称王，天下形势也为之一变。
三代楚君的称王疑云
《史记·楚世家》记载，在周夷王时代（公元前九世纪上半叶），楚君熊渠就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后来熊渠因畏惧周厉王的攻伐而去掉王号。
熊渠三子为王的记录又见于《大戴礼记·帝系》，但是在《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对此事又有不同说法：“楚三侯，所谓句亶、鄂、章，人号麋侯、翼侯、魏侯也。”这不禁让人起疑，毕竟“王”和“侯”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且《大戴礼记》未明言熊渠是否称王，《史记》之说不知是否另有所据，所以熊渠是否称王一事暂且存疑。
楚公逆钟（现藏山西博物院）表明熊通之前的楚君自称为“公”
《史记》认为楚国正式称王是在楚武王熊通时，但是《韩非子》在关于和氏璧的故事中记载了一位楚厉王：“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及厉王薨，武王即位……武王薨，文王即位。”据此，则楚厉王是在楚武王之前。历代史家多根据《史记》所载楚君世系，认为这位楚厉王是蚡冒，但根据清华简《楚居》记录，这几代楚君的正确顺序是若敖——蚡冒——宵敖——楚武王——楚文王，那么《韩非子》中的楚厉王当对应宵敖熊鹿。《史记·楚世家》和清华简《楚居》两种楚君世系材料都是自楚武王之后才开始记载楚君的王号，对熊鹿都称为宵敖。包山楚简有“举祷荆王自熊鹿以就武王”的记载，这是楚国后人祭祀先祖时的称呼，也并没有称熊鹿为厉王。所以，“厉”或许是熊鹿谥号，但“王”之称恐怕不妥。
熊通是楚人承认的第一位王，关于他称王的来龙去脉，《史记·楚世家》有详细记载：
楚武王三十五年（前706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前704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
从“先公”一词可以推知，在熊通之前，楚国和周王朝的其他诸侯一样，国君都是称“公”的。楚国的祖先是周文王时代的名臣鬻熊，其后人熊绎被周成王封为诸侯。“子男田”说明楚国最初的封地并不大，根据《礼记》，子、男爵位的诸侯只有五十里封地，但楚国通过历代君主努力，到熊通时已经成为南方大国，众“蛮夷”都俯首听命，所以熊通才有底气称王。自此之后，楚君就与周王室在名号上相匹敌了。
齐、魏两国称王则源自一场外交阴谋。马陵之战，魏国惨败于齐国，魏军主帅太子申被杀。之后魏国在齐、赵、秦的迭次打击之下损失惨重。魏惠王盛怒之下，曾想倾全国之力攻打齐国为太子申报仇，大臣惠施则劝谏说：“如果您真想报仇，那就应该变服折节去朝拜齐君，这样必然引起楚王震怒。到时候您再派人游说齐、楚，促成两国争斗。让兵精粮足的楚国去进攻强弩之末的齐国，齐国必然惨败。”
魏惠王采纳了惠施的建议，全力讨好齐国，甚至表示愿执臣礼朝见齐威王。齐国君臣自然大喜过望，齐相田婴更是积极张罗朝见之事。不过齐国也不乏智士，张丑就向田婴指出，齐国公然接受一个万乘之国的朝拜，这是将齐国的地位置于秦、楚等国之上，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因为并没有万乘之国去朝拜他们。再则“楚王之为人也，好用兵而甚务名”，“为齐患者，必楚也”。田婴却不以为然，在他的主持下，公元前336年，魏惠王朝齐威王于东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之南，公元前335年，魏惠王朝齐威王于甄（今山东鄄城北）。
出人意料的是，动静已然不小，楚国却无甚反应。于是惠施决定再加一把火——尊齐为王。这一下，舆论哗然。齐国名士匡章质疑惠施：“您的学说主张‘去尊’，现在您却尊齐为王，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惠施辩解说，齐君四处用兵就是为了“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尊齐为王既满足了齐君的虚荣心，又能让魏、齐停战而减少百姓伤亡，何乐不为？
虽然魏国的卑躬屈节让齐国君臣有点飘飘然，但称王之事毕竟大骇物议，齐国君臣底气不足，未敢独自称王，于是“盛情”邀请魏君共同高升。公元前334年，齐威王和魏惠王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州市东南），互尊为王，史称“徐州相王”。这也揭开了战国时代诸侯称王的序幕。
这回楚威王可坐不住了，在他看来，齐、魏两国君主这一举动是妄自尊大，是对“王”这一尊号的亵渎，更是对已经称王数百年的楚国的挑衅。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举兵伐齐，在徐州这座极具象征意味的城市将齐军打得落花流水，并虏获齐军主将申缚。赵、燕两国也趁机伐齐，齐国陷入窘境。惠施借刀杀人之计最终成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学者认为魏惠王在“徐州相王”之前就已称王，主要依据是《战国策·秦策四》“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这句话，但是细品此章全文，不难发现此章是概括叙述二三十年间列国兴衰之势，且人物、事件颇有错乱。魏惠王曾在邯郸之难（前354—前351年）结束后在服饰、车辆、宫室等方面僭用天子礼仪，“乘夏车”当即指此。此章作者应是将魏惠王僭越与称王混淆为一了。
“徐州相王”之年（前334年）是魏惠王在位的第三十六年，《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这年魏惠王重新纪元，这种改元显然是支持魏惠王此年称王的最有力证据。
秦、韩称王
秦自献公、孝公以来，变法强国、励精图治，秦惠文王继位以后，屡破魏军，占领河西（今陕西中北部），臣服义渠。《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25年）四月戊午（初四）“君为王”；次年，秦惠文王重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