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君称王的当年，韩国也正式称王。《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是年“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十月，郑宣王朝梁”。魏都大梁，故魏王又称梁王；韩都新郑，故韩王又称郑王。战国时君主常见多字谥号，韩宣王就有三个谥号：宣、惠、威。《古本竹书纪年》前称“威侯”而后称“宣王”，与《史记·秦本纪》“韩亦为王”的记载相符。据此推断，此年（前325）十月，韩宣王去大梁朝见魏惠王，双方互尊为王。
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
战国中期，合纵和连横两方势力展开激烈斗争，公元前323年，主张连横的秦相张仪与魏、齐、楚三国的执政大臣在齧桑（今江苏沛县西南）会盟。主张合纵的魏国重臣公孙衍也组织了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之前魏、韩已经称王，故此年正式称王者是赵、燕、中山三国。
五国之中中山实力最弱，之前还一度依附于齐国。中山称王的消息传来，齐威王勃然大怒：“我万乘之国也，中山千乘之国也，何侔名于我？”他算是深刻理解了当年楚威王的愤怒。怒气难消的齐威王打算“割平邑（今河北南乐西北）以赂燕、赵，出兵以攻中山”。中山国连忙派策士张登游说齐相田婴，说齐国这样做只会将中山国推向燕、赵一边而与齐为敌。齐威王与田婴思之再三，最终“召中山君而许之王”。齐国此举或许只是为了暂时稳住中山，待其孤立无援时再狠狠教训。然而张登技高一筹，在稳住齐国后，张登随即出使燕、赵、魏，对三国君主说“齐羞与中山之为王甚矣，今召中山，与之遇而许之王，是欲用其兵也”，兵锋所指非燕即赵、魏，所以各国不如争取中山，共抗强齐。诸国果然为张登说动，全力支持中山，中山君得以坐实王号。
与中山君臣对王号的汲汲以求不同，年轻的赵武灵王在“五国相王”后对国人说：“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于是下令国人称己为“君”。此举并非是赵武灵王无意虚名，而是他想以此激励自己，让赵国成为强国，成为可以号令诸侯的真正王者。当然，外交场合上他还是要自称“赵王”以与诸侯在礼仪上对等。赵武灵王后来是否在国内也称王，已难考知。《史记·赵世家》记赵武灵王事皆用“王”，但这是出于史官追述，甚至有一句“及听政，先问先王贵臣肥义”，这里的“先王”是指赵武灵王之父赵肃侯，而赵肃侯并未称王。另外，赵武灵王禅位给赵惠文王后自称“主父”，“主”原是对诸侯正卿的称呼，如赵简子、赵襄子都曾是晋国正卿，所以赵氏后人称之为“简主”、“襄主”，“主父”之称或含有赵武灵王追绍先人之意，也与王号无关。目前我们能确定的是，文献记载中赵惠文王是自称为王的，出土的“王何立事戈”等青铜器铭文也可佐证。
燕国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史记》误分燕易王与燕王哙为两人，“五国相王”时的燕君是子哙，出土文物有“燕侯哙戈”，可能制造于他称王之前。燕王哙因为禅位给燕相子之导致燕国内乱，最后身死国灭。同时代的人并不称其为王，如出土的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称其为“燕君子哙”，《孟子》径直称其为“子哙”，可见时人并不承认他的王号。后燕昭王复国，出土的燕国青铜器铭文对其有“燕侯职”和“燕王职”两种称呼；燕昭王之后有一位叫做“戎人”的燕君，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也有“燕侯戎人”和“燕王戎人”两种称呼。据此推断，燕国将“王”作为君主的常用称呼可能很晚。
余论
上述诸国之外，战国时期还有一些国家的君主也称王，如越国在春秋时代就已称王；川蜀地区的巴国紧随群雄之后而称王（《华阳国志·巴志》）；蜀国则更为大胆，“周失纲纪，蜀先称王”，“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华阳国志·蜀志》）。宋国在宋君偃时期最为强大，号称“五千乘之劲宋”，《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宋君偃称王是在公元前318年，但《史记》所载宋国世系、年代多误，所以对这个时间学界也有很大争议。
十数年间，战国群雄相继称王，合纵连横的斗争也全面展开。“尊王攘夷”的口号彻底成为历史，群雄已不满足于“霸业”，而要追求“王业”，欲取周天子而代之。历史的车轮沿着这条轨迹滚滚前进，百年之后，始皇帝建立了他的宏伟“帝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