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岛由纪夫到芥川龙之介，再到川端康成；日本作家大部分都表现出一种“自杀情结”，他们都选择了用自杀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芥川龙之介，1892年3月1日～1927年7月24日）
在笔者所接触的日本文学的范畴中的作家几乎都会有“物哀”的精神内核在里面。
（电影《罗生门》，1950年。值得说明的是，黑泽明导演的这部电影其实只是借了《罗生门》这个名字，电影讲的是芥川龙之介的另一篇故事《竹林中》。此后，“罗生门”在亚洲范围内成为特指迷幻而又扑朔迷离的事件代名词）
川端康成的一些作品（例如《伊豆舞女》）让我们看到了川端康成的内心世界。他喜欢那一种转瞬即逝的美，一种花开后瞬间凋零的那一刻的永恒的美。所以他用自杀的方式来寻找永恒的美与自由。
（作家川端康成，1899年6月14日～1972年4月16日）
日本的自杀率一直很高，这与他们所生活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他们普遍的比较感伤，文学是如此，绘画如《地狱变》，舞蹈如艺妓穿着木屐跳的一停一顿的舞，音乐如日本的纯音乐，只用几种简单的乐器来描述自己的内心。以此种种，构成了他们独特的内心世界，那种“黛玉葬花”式的感伤。
（影视剧《红楼梦》，1987年。表演者陈晓旭）
“物哀”精神说白了就是“黛玉葬花”式的精神，两者是相似的，触景生情。
内心敏感的人对一些事物更容易看透本质，但副作用非常大，这便是容易感觉到无尽的孤独与恐惧。芥川龙之介便是其中的典型。他并不满足解构自己，他更想要解构人性；而且，他做得很成功。
例如在《罗生门》中，家仆本不欲成为强盗，然而在目睹老妪拔女尸头发去换钱的举动后，他也终于抛开道德约束，以自己也要讨生活为借口，抢走老妪的衣服，成了真正的盗贼。成功地贯彻了利己主义。
（日本浮世绘作品《罗生门》，渡边纲在罗生门与恶魔战斗。）
坊间关于论述芥川龙之介其人其作的论文有许多，大多都是从他的生平出发的。我们在此不再重复，我们直接透过芥川龙之介这一个典型看日本作家乃至全世界所有人都在经历的精神冲击。
“最聪明的处事法，乃是既看轻世俗，又活得与之不相矛盾。”这句话出自格言警句《侏儒警语》。只此一句，文人的通透性与敏感性便表露无遗。笔者在写《沉思录》的书评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曾经在里面写过这样一番话：
作为人，无论你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无论你有没有信仰，你还是有精神需要的。
当时是为了论证“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个说法而写下了这句话。但如果你把它套在文人身上来看，你就会明白笔者为什么说一个内心敏感的人非常容易感到孤独与恐惧了。
因为从两次工业革命以来，现代人的精神大多找不到一个立足点，文人更是如此。芥川龙之介生活在日本逐渐实现工业化的时代，此时是20世纪，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随之而来的还有利己主义、怀疑主义以及厌世主义。这些东西都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加之他的经历也让他对死亡又爱又怕，在与分裂的自我的对抗中，芥川龙之介选择了结束这一切。
《侏儒警语》的这句话用来说芥川龙之介再合适不过了。在《地狱变》中，为绘制地狱变相图，夹在亲情和艺术之中的良秀为追求艺术上的完整，选择了牺牲女儿，摒弃人性。最终，他画出了一幅稀世杰作，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可以看作芥川龙之介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的一个缩影。
（日本浮世绘，演员三代目岚吉三郎画像）
在观念与现实相矛盾时，他选择了前者。这是一种矛盾心理，你想要在生活追求一种无限的、深刻的东西，但与此同时，你会感觉到模糊的不安，这种模糊的不安会进一步清晰，进而转化成挥之不去的恐惧萦绕在心头。这便是芥川龙之介，这便是在20世纪以来出现“集体自杀”的文人所经历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
我们先从“物哀”这个角度来剖析芥川龙之介。
首先，本居宣长在《紫文要领》中是这样阐述“物哀”的:
世上万事万物的千姿百态，我们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身体力行地体验，把这万事万物都放到心中来品味，内心里把这些事物的情致一一辨清，这就是懂得事物的情致，就是懂得物之哀。进一步说，所谓辨清，就是懂得事物的情致。辨清了，依着它的情致感触到的东西，就是物之哀。比如说，看到樱花盛开赏心悦目，知道这樱花的赏心悦目，就是知道事物的情致。心中明了这樱花赏心悦目，不禁感到“这花真是赏心悦目啊”，这感觉就是物之哀。
（本居宣长。1730—1801，日本江户时期的国学四大名人之一。其实准确地来说，“物哀”精神起源实际上是在中国汉朝，起源于中国本土；不过这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日本的“物哀”精神一直是日本的文化底蕴。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以来，工业的车轮已经逐渐地碾压了全世界。此时日本也不得不做出选择。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中包含着对现实社会的困惑，例如《舞步》和《开化的丈夫》，这两篇分别借明子和那位知悉妻子出轨的丈夫的故事表达了他对日本明治开化时期的困惑。“物哀”的含义在此时其实已经衍生出了新的意蕴，不仅仅是“物之哀”，此时更多的是“事物之哀”。你看，日本的明治天皇在对俄宣战前所作的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