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期的天下是统治者一家之天下，尽管有众多才能卓越的人辅佐，有各种制度制衡君权，但只要皇帝稍微“任性”一下脑洞大开，就会诞生一些有趣的制度。
（元世祖忽必烈像）元朝笞杖刑——陛下跟天地商议了，他们仨各饶你一下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谓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谓之杖刑。
上文是元代史书中关于笞杖刑罚的记载，其刑罚数目从七到一百零七不等，以十为单位逐级递增，五十七以下是笞刑，六十七以上为杖刑。奇怪的是，其他朝代无论笞杖还是鞭刑具体数目都取整数，怎么元朝独树一帜？又为什么不是其他数字而偏偏是“七”？
元朝的统治者表示，那是我们对平民的一种仁慈，别人打十下，我们打七下，很宽容了。例如《草木子》中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建国后下令创制刑罚，对所有被判处笞杖刑的囚犯“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逢十减三，所以出来“七”这个尾数。
有人猜想“七”可能是古代蒙古族的吉利数字，但蒙古族更喜欢有很多特殊意义“三”和“九”，这个说法显然没太有说服力。
另一种说法是这种特别的规定来自对过去中原法制的继承。纵观整个中国的历史，非整数的刑罚数目虽不常见，但也不是无迹可寻。宋朝实行的“折杖法”中，有“脊杖十三”、“脊杖十七”、“脊杖十八”的规定，相对来说打十七下既不会轻到让犯人不痛不痒，也不会重到把人打死打残。也许元人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最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法律文化。
（明太祖朱元璋像）宝藏明大诰——想从宽处理，自首吗？立功吗？家里有明大诰吗？
明大诰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特殊法律规定，为的是从重处罚犯罪，其中有百分之八十的条目专为惩治官员而设。明大诰不仅增加了许多《大明律》没有规定的法外之刑，还恢复了许多被废除已久的残酷刑罚，这两种行为都属于法制的倒退。
与更加正式的《大明律》相比，大诰中多为朱元璋亲自处理的案例，案例之后是就具体事实创设的专门法律规定，还有皇帝本人对臣民的训导。然而因其所用“剥皮、凌迟”太过血腥残忍，与历史发展大势相悖，朱元璋去世后明大诰即被束之高阁。
（明大诰图）
有趣的是，朱元璋的理想状态是家家户户都有一本明大诰。如果你犯罪了，拿不出明大诰恐怕在劫难逃，若是拿得出来，犯流罪以下可减刑一等处罚！有了这种规定，明大诰的发行量肯定不低。甚至到了许久不用大诰的明朝末年，皇帝们看在它是太祖心心念念之物的份儿上，谁家拿出一本来仍旧可以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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