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第二点就是，唐玄宗喜爱安禄山，或者准确的说给予安禄山大量赏赐和权力（有学者认为唐玄宗和安禄山的关系比较一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制衡逐渐做大的以陇右、河西为首的西北军团。
讲到这里下路符先补充一点唐玄宗设置“九节度”的一些后续发展。李隆基出于分权以及更好对抗外敌的目的设置了九个节度使，但即使唐帝国国力强盛，单纯依靠九分之一的一个“大军区”就单枪匹马硬刚吐蕃、突厥或是契丹，那也确实是太不把对手当人了。
所以逐渐的，九大军镇不得不开始联合作战，随即便出现了一人挂两节度、乃至多节度帅印的情况，就比如西北军事集团的王忠嗣、哥舒翰、王君毚等人，曾经身兼多个节度使。
所以，九节度也逐渐变成了三大军事集团，也就是以陇右、河西为核心的西北军事集团，以平卢、范阳为核心的东北军事集团，和游离在两者之外的安西、北庭、朔方、河东以及剑南节度使。
其中，朔方、河东节度使因为就设置在北方边疆，成为东北和西北两大军事集团争取的对象。唐玄宗为了平衡两大军事集团，也时常通过更换将帅的方式，提高对这两大军事集团的控制。
更麻烦的是边将和朝中重臣之间的勾结，也成为了李隆基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尤其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诸位皇子逐渐长大，历朝历代全都难以解决的继承人问题越发凸显。
李隆基与他的儿子们之间绝非父慈子孝的和谐画面，反而是有一种平静水面之下的暗潮涌动，最高权利之争牵引着唐帝国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臣大将，让李隆基的平衡驭下之术也变得如同走钢丝一般危险。
而安禄山，这个无根的胡人的出现让李隆基眼前一亮。安禄山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进京奏事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短短8年之后就成为了平卢兵马使，更是在天宝元年（742年）就成为了平卢节度使。
这堪称火箭般上升的晋升除了他本人镇扶东北，抵御契丹、奚有功（安禄山本身是很勇猛的）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制衡与太子李亨走的比较近的西北军事集团势力，比如历任陇右河西，朔方河东等重镇节度使的王忠嗣、皇甫惟明等人。也就是说安禄山很有可能是李隆基用来制衡太子和其他势力的棋子。
这些事情在史料中都留着一些小小的马脚。比如，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善于揣测人心，八面玲珑的安禄山（安禄山的出身各个史料都比较明确，就是营州胡，而且会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在投身张守珪帐下之前是一个互市牙郎，也就是中间人，这样的人察言观色、体察人心是基本的本领）却偏偏除了玄宗和杨贵妃之外，与各方政治势力的关系都十分恶劣，这实在不像是一个互市牙郎出身，善于揣摩人心的圆滑之人的作风。
其实，和朝中重臣，乃至其他将领关系恶劣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圣眷正隆，其他人一定都会眼红嫉妒，而且耻于他的某些手段，但与太子李亨关系搞得非常僵硬就有点让人费解了。
就比如著名的“臣胡人，不知太子何官”的记载，《资治通鉴》天宝六年条记载：（李隆基）又尝命见太子，禄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禄山拱立曰：“臣胡人，不习朝仪，不知太子者何官？”上曰：“此储君也，朕千秋万岁后，代朕君汝者也。”禄山曰：“臣愚，向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不得已，然后拜。上以为信然，益爱之。
这段记载第一次读的时候，满眼全都是安禄山的谄媚，可是我们细细读来，这背后却总觉得还有另外的味道。
天宝六年（747年），正好是西北各镇的核心王忠嗣因为不服从李隆基攻击西部与吐蕃反复争夺的石堡城而被构陷下狱的同年。我们知道，此时的太子李亨与王忠嗣走的很近，这一点在《长安十二时辰》中也有影射。
我们不知道玄宗皇帝雷霆震怒到底是因为王忠嗣不服从命令，还是因为李隆基在敲山震虎，警告太子势力，但以我们后来的视角来看，打击太子势力很可能是李隆基处理王忠嗣的缘由之一。
如果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再来读这段记载，就真的只剩下后背发凉了。安禄山入朝拜见李隆基，李隆基偏要让安禄山去“见太子”，如果我们带入一下，此时的李隆基面无表情的看着安禄山和自己的太子，亲儿子李亨，当时的场景一定是千钧一发的。
安禄山看了一眼太子，也许犹豫了片刻，但互市牙郎出身的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见太子”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忠诚度测试”，所以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不拜”！两个字虽一笔带过，但当时的情景今天的我们也许能通过一些影视作品想象出来。对臣子而言，君王，尤其是李隆基这样心思深沉的君王，那就真的是上天一般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