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第六位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在历史上非常出名，许多人可能是因为他和杨玉环的旷世爱情，以及白居易一首千古传唱的《长恨歌》，但却忽略了李隆基个人极强的能力。
就是这个人，稳定了武则天去世之后大唐混乱的局面，一手开创了“开元盛世”，这个中国历史上都排的上号的大盛世。那个时候的唐帝国不仅内部稳定繁荣，对外也重新恢复了唐初极具战斗力的唐军虎狼之师，扭转了唐高宗末期，一直到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时期的被动局面。
许多人曾经设想，如果李隆基死在开元末年，历史地位一定是有唐一代排名第二位的皇帝，仅次于李世民。虽然历史没法假设，但对于这一点，下路符也认为是毫无疑问的。
但也正是李隆基，打开了藩镇拥兵自重的魔盒，并在天宝末年晚节不保，宠信的安禄山发动了著名的安史之乱，葬送了开元盛世的大好局面，让李唐王朝失去了迈向下一个辉煌的机会。
我们不禁会问，精明如唐玄宗，难道认识不到地方将领拥兵自重的巨大危险吗？
事实上，李隆基非常清楚地方势力做大的危害，开元天宝年间逐渐出现的唐朝边疆“九节度”体系，是有复杂的原因的。李隆基依照自己的判断，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做出了他认为最好的选择。01强敌崛起、府兵解体-唐玄宗李隆基的抉择
对于英明果敢的唐玄宗李隆基为何会允许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首先要从一个大的背景讲起。
我们都知道唐朝是继汉朝之后另一个武德充沛的大一统帝国，从太宗李世民开始，唐军纵横天下，胜多负少，这个局面到了唐高宗李治时期到达了一个顶点，唐帝国的版图也扩张到了极致，几乎就是古代王朝疆域的极限。
但从武则天掌权开始，这个局面急转直下，原因有三个。一方面，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事实上的女皇帝，她登上权力巅峰的道路比任何李氏皇族都要更加艰险，都要克服更多的困难。
身为一个女人，走上权力最高巅峰在今天都是非常艰难的，更不要说古代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所以她天然的受到朝廷重臣的怀疑，李氏皇族的敌意，天下人的观望。
所以她必须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控制朝政之上，对外的扩张不得不停止下来，甚至开始出现了不少败仗。
另一方面，此时唐帝国的对手更换成了西部的吐蕃、西南的南诏、北方的突厥、东北的契丹以及奚等外族，唐帝国的外部局势和唐初相比压力更大。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支撑唐初纵横天下的基础，也就是“府兵制”开始解体，唐帝国到了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
这里下路符简单介绍一下诸位可能都听过的府兵制。大家都知道唐初唐军所向无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府兵制，简单来讲，府兵制是一种“征兵制”，而不是募兵制。唐朝开国的时候，经过隋末大乱，天下地多人少，唐廷就把土地分给农民由他们耕种，同时要求他们自备粮食和部分装备，定时提供守卫长安，或者从兵出征的任务。
这种制度之下，唐朝中央承担的后勤压力非常小，只需要提供弓箭等少数兵器，为朝廷提供了巨大的缓冲。而且唐初百废待兴，名臣名将辈出，唐军出击往往斩获大量的物资，中央政府也往往为军士厚加赏赐，所以形成了一个府兵主动参军-战争胜利朝廷和士兵获利-府兵更加主动参军的良性循环。
但这个局面随着唐帝国的人口不断增多被打破了。人口增多，地多人少变成了地少人多，许多农民的土地都被强取豪夺，没有土地养家，他们又怎么能够为朝廷卖命？加上土地兼并开始出现，所以到了武则天当政时期，府兵制已经名存实亡了，没府兵可以征调了。
武则天无心细致部署对外战争、外敌卷土重来而且势力更为强大、府兵制解体无兵可用，在这三大因素叠加之下，大唐在边疆开始出现较多的失利，比如名震一时的安西都护府，就在七世纪末多次沦陷于吐蕃之手。
唐玄宗登基之后，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棘手的局面。
临淄王李隆基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作超过他的爷爷李治，直逼他的太爷爷李世民的一代英主，刚继位的李隆基政治手段娴熟，心里有气吞山河的志向。在李隆基之前，他的大伯唐中宗李显，他的父亲唐睿宗李旦依然处在后武则天时代的混乱之下，加上两个人本身能力有限，气场不足，无法有效控制住朝政。
从唐廷，到整个天下，都在呼唤一个重振大唐气魄的英主，让大唐帝国摆脱这种动乱不已的局面，而李隆基很显然就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
李隆基身为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是李治、武则天的亲孙子，根正苗红的大唐皇族李氏嫡子，所以他具有极强的正统性，本身不需要和自己的奶奶武则天一样，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摆平朝堂之上无数个老顽固身上。
加上初登帝位的李隆基虚心纳谏，任人唯才，几任宰相姚崇、宋璟、张九龄等都是一等一的人才，一度混乱的朝政逐渐稳定，大唐帝国也随着唐廷的稳定重新焕发了生机。
稳定了内政之后，李隆基的目光对准了遥远的边疆，他要准备重振唐初大唐帝国的军威了。
李隆基很明白，此时的外部环境和唐初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人口增多，经济发展，但同时土地相对更少，继续维持府兵制已然不可能，所以第一步他做的就是变府兵制为募兵制。
开元十一年（723年），原先需要由府兵轮番到长安轮值的侍卫被取消，原本隶属于十二卫的南衙禁军不再由府兵充任，而是直接由朝廷募士宿卫，这支部队一开始被称作“长从宿卫”，后来又被改称“彍（guo音郭）骑”。
随着中央开始变府兵制为募兵制，唐军兵员的数量和质量开始稳步提升，改变了唐高宗李治之后军队战斗力不足的被动局面。
在中央顺利改变军制后，李隆基又在边疆推广了募兵制，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廷“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各量军镇闲剧审利害，计兵防健儿等作定额，委节度使放（於）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任边军者，每岁加於常例，给田地屋宅。务加优恤，使得存济。每年逐季本使具数报中书门下，至年终一时录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