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自明永乐年间的内阁制度逐渐成型以后，明宣宗朱瞻基又在内廷设立了一个名为内书堂的机构。
说白了也就是一个专门教宦官识字的机构，借以为明朝另外一大宦官机构“司礼监”培养秉笔太监。
其目的也很简单，主要就是想通过司礼监秉笔太监对“票拟”的批阅权来限制住内阁权力的扩张，从而借司礼监与内阁的相互制衡来保证皇权地位的稳固。
如此一来，也就相当于明朝是形成了一个皇权、内阁、以及司礼监三权分立的政治状况。
但是到了明神宗执政初期，却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政治场景，原本应该相互制衡的司礼监与内阁却在掌印太监冯保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联合下成了政治盟友，两人都可以称得上是权倾朝野。
反观本该一家独大的“皇权”，却因为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幼而被压制的极为微弱，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毕竟按常理来讲，冯保作为明朝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等同于“内相”，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则等同于“外相”，这两者的联合无论在封建时期哪个朝代都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大忌”。
毕竟封建皇权是万万不可能容忍这样的事件发生的不是吗，难不成当时的明朝已经成了冯保与张居正的傀儡？
显然不可能，否则明神宗之后的明朝社稷以及那历代皇帝又是哪来的。
明神宗年幼无法亲政
这个情景出现的起因其实还要从明神宗自身开始说起。因为明神宗登基之时的年龄实在太小了，只有十岁，根本就无法亲政。
那么作为明朝皇权当时的代言人，就算是让明神宗亲政，他又能保得住皇权地位的稳固吗？显然不能。
那么自然而然，保住皇权地位稳固的重任也就从明神宗身上移交到了冯保以及张居正等几位顾命大臣的身上。
说白了也就是让顾命大臣去代为行使皇权，直到明神宗有能力独立亲政。
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不太可能，毕竟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自古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便明穆宗驾崩之前为明神宗安排的张居正以及冯保都是贤良臣子。
可谁又能保证这两个人不会因为短时期权力的迅速膨胀而蒙蔽了双眼，干出那犯上作乱之事呢？
诚然，如果不考虑明朝政治结构的话，冯保与张居正的联合确实不排除这种可能，毕竟在万历十年之前，明朝皇权旁落的状况是改不了的事实。
可问题也恰好就出在这个政治结构上面，或者说的更详细一点，正是因为司礼监在明朝政治结构体系中的特殊性，才导致明穆宗以及明神宗都基本不用担心皇权旁落，即便是旁落了，也可以很轻松的夺回来。
冯保与张居正成为盟友的实质
这点大家可以参考明朝时期还曾出现过的大宦官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这几位都做过司礼监掌印太监或者是司礼监秉笔太监。
也都曾权倾一时，威震朝野，可是大家发现没有，所有曾在明朝权倾朝野的大宦官，几乎都是凭借当朝皇帝所赐予的权势在朝野作威作福，仅此而已，并没有哪个大宦官胆敢正儿八经的趁机夺权。
即便存在很大的野心，也没有哪个明朝皇帝曾为了整顿宦官擅权而耗费太大的力气，就好比魏忠贤，崇祯帝朱由检当初清算其之时不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吗。
亦或者王振、刘瑾等人，也基本都是当朝皇帝一开口，马上就安安分分了。
之所以会这样，完全就是因为司礼监的权力来源就是明朝皇帝自身，而且关系密切，一旦皇权切断了司礼监的权力来源途径，那司礼监就基本形同虚设了。
就算是这些大宦官打算一不做二不休发起政变啥的，那也得掂量下东厂的那点人马能不能打的过数量繁多且直属于明朝皇帝统辖的皇帝亲军。
冯保所面临的情况同样如此，虽然其与张居正是政治盟友，导致明神宗在万历初期皇权旁落，可也仅限于此。
再加上张居正虽然当时在外朝也是权倾朝野，可张居正的“权”其实是带水分的。
毕竟张居正本身就是为了推进“一条鞭法”以及“考成法”等改革举措才对“权力”有需求。
而“一条鞭法”作为税法改革，其动摇的是那些大地主阶层、地方官以及明朝一部分宗室贵族的利益。
“考成法”作为官员考核体系的改革，其动摇的是全体明朝官员的利益，那么以万历初期那经济低迷、吏治混乱的国情来看，大家说张居正在外朝所面临的阻碍大不大。
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