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央政府尽管有带动经济发展的意愿，但是面对庞大的帝国版图时，也无法亲自包揽地方所有事务，与此同时刘邦手下归附的功臣将领也手持大量军权，也难以雷厉风行地将其收归中央，因此，为了在复苏经济和平衡中央地方实力对比之间取得平衡与妥协，“郡国并行制”成为了不二之选。它在前期调动地方建设积极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经济恢复的重要原因。汉朝郡国并行制度实施的具体内容
1、对功臣和宗室子弟的分封
西汉建立的最初几年，诸侯王的分封以功臣为主，但后期刘邦指出“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因此他大举剔除异性诸侯王并大封宗室子弟，“裂土分封”并赋予其执掌军队、财政和任命百官的权力，同时从政策上对其加以限制——非天子诏令和虎符不得动用兵马，由中央调遣丞相等要职对其辅佐并监督，同时他们必须向中央交纳赋税。分封完成后，刘邦将其他地区设为郡县，由中央直接管辖。
从郡国并行制的具体内容来看，一方面，中央赋予诸侯国较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力，调动地方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在经济上鼓励他们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政治上可以在汉制的框架内建立自己的制度，军事上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但不能对中央构成严重威胁。面对潜在的割据危险，刘邦多次告诫诸侯王们“慎无反”，甚至利用白马之盟警告诸侯王：“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
另一方面，从中央角度讲，中央政府为诸侯设立了重重关卡，并从逐步富裕起来的诸侯国中缴收了大量赋税财富。除此之外，汉初实行的是黄老之学“积极无为，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发展政策，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具其有六。”可见，中央的综合实力已经远远超出任何一个诸侯国，也因此有了预防和镇压诸侯国叛乱的物质基础。
2、十七初郡的创立和治理
值得一提的是，初郡制度是郡国并行制的一种特殊形式。西汉建立初期，在“黄老之学”推进经济复苏之后，综合国力逐步增强，于是又举兵南下征讨西南岭南夷地和越地的少数民族，新建立了交趾、朱崖、汶山等郡县，然而这些郡县在文化、政治、经济上与中原各郡有天壤之别，因此中央政府建立了新的“初郡制度”管理这片区域。
西汉郡国交叉示意图
初郡，与中原各郡的管理有所不同。首先，它奉行“因其故俗治”的基本原则，不对少数民族强行推广汉文化的教化，尊重这些民族的文字、风俗习惯等等；其次是“长吏之设，虽有若无”，对于当地民族的管理，大多是“申明旧制以约束之”，也就是说他们会沿袭当地旧有的政治经济制度来治理，虽然中央会依照中原之制设立某些官职，但大多都是名义之设，且基本由当地首领担任；
最后是“毋税赋”的优惠政策，西汉初年西南地区多为蛮夷之地，尚未得到大规模开发，因此经济社会尤其是农业发展相对滞后，依照当地形势，中央通常会减免当地的税赋，甚至会为当地行政系统的运转提供相应的物资和财政支持。
可以说，“因地制宜”是初郡制度的核心原则。这一制度没有强制在郡内推行“移风易俗”，而是提供了一系列优待和扶持政策，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与后世频繁出现的“民族歧视”政策导致少数民族叛乱的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郡国并行制度对西汉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
1、 使汉朝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
如上文所提，郡国并行制给予了各诸侯国较大的政治经济权力，而中央则不直接对诸侯国的行政事务加以干涉，这就意味着诸侯国可以充分利用自主权发挥自身在地方建设的积极性。西汉初年的诸侯国，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利用自己封国的资源禀赋和地理优势发展特色经济。
例如，齐国位于渤海之滨，于是“兴渔盐之利”，且有西汉名相相齐，以黄老之术为治，“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吴国位于江南，矿产资源丰富，“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由此形成了发达的工商业；长沙国位于湘楚之地，地域民族文化独特而神秘，精美的“湘绣”手工艺品在这一时期就已经举世闻名。可以说，诸侯国的经济发展是西汉国力增强的重要动力。
而作为直属于中央的行政单位——郡县，经济发展也表现出了强劲的态势。西汉初年，中央以道家的“黄老之学”作为主要统治思想，对郡县实施轻徭薄赋、法律宽松、发展生产的政策，因此社会风气简朴和睦、相安无事，原本十室九空、百姓流离失所的局面也已经不复存在，也逐步从战火造成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2、直接导致了七王之乱的爆发
郡国并行制之下，诸侯权力较大且经济发展迅速，而随着血缘关系这一纽带的松弛，分裂的温床得到了孕育，一些诸侯王也开始蠢蠢欲动、渐行不轨，而密切监视诸侯的中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从文帝开始一直到武帝展开了“削藩”的行动。而汉景帝的强硬的削藩政策直接引爆了“七王之乱”的火药桶。
时任汉景帝丞相的晁错，是削藩行动的一手策划者。他从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和长治久安出发，面对日益强大的诸侯国，认识到“削藩”势在必行。他向汉景帝进谏：“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因此先后削掉了“楚、赵、胶西”三个藩国，“硬碰硬”的做法引发了其他诸侯国的强烈反弹，以吴王刘濞为首的诸侯王联合起来，打着“清君侧”（除掉皇帝身边的小人）的旗号浩浩荡荡地进攻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