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管理人口，它将人口、土地、财产等重要信息以书面落实下来，非常直观地以文字和数字组合的形式呈现给统治者。
户籍制度最早起源商朝，经过多个朝代的历练仍被统治者所重视。历代统治者在新旧政权更替时，为了巩固自己政权的稳定，首要事务就是整顿和制定国家新的户籍制度，同时辅以户籍档案管理制度。
大明王朝也不例外，普查国家人口信息仍是明代户籍档案制度的最根本作用，且普查功能跟强大，兼具普查国家土地、税收粮食信息的作用。
上文就有提到，地方政府发给百姓空白的表格，让百姓将需要填写的信息填好再上交，其中就包括家庭人口信息、粮食收成、土地状况等等，在经过层级政府机关的查验。
最终到达后湖黄册户籍档案库时，就包括有全国人户、人丁总数量、田亩总数目、夏秋税粮总数，完全实现人口、田亩、税粮普查功能。洪武十四年后，黄册制度逐渐完善，也就同时意味着一套完整、有序、系统的户籍档案制度和信息普查系统的形成。
2、清晰明了的制度具有强烈的震慑性，起到维护政权的作用
虽然明代与前朝差不多，对于户籍档案管理是“重保藏轻利用”，但是清楚明了的利用制度还是对当时的社会具有较强的震慑作用，起到维护王朝统治的作用。对于户籍档案管理明代设有严苛的法律条文加以保障，无论是收集整理还是保存管理，各个环节都严格要求。
但凡出差错便是处罚，无论军民不论贵贱，所以就是完善、系统的户籍档案管理制度和严明的法律大大威慑了大明的军民，使之在户籍档案管理过程中做到对明王朝、对朝廷、对皇帝应有的敬畏。
此外，后湖户籍档案库对于查验的官员也进行一定程度的震慑，明朝政府严格限制进入后湖档案库的官员，还规定不允许府、州、县及以下政府机关的官员进入后湖抄写黄册。只允许在库房管理人员陪同下查验，查验立即离开，以防泄密。
正如提出建议的大臣杨廉所说：“军民户籍大势不敢紊乱者，诚惧籍册之独在后湖也”。
档案管理工作的执行不力，加重了国家和百姓的运行负担
1、严重的执行不力现象，使得档案管理制度达不到最初的效果
虽然明代户籍档案制度是较为完善的制度，好的制度若没有好的人员来执行那将发挥不出其优势。历史事实证明，明代中后期的户籍档案管理工作确缺乏这样关键的因素。
上文就谈过，明代户籍档案管理中执行的最关键三者是：皇帝、后湖黄册档案库的管理人员和全国各级造册人员，而出问题也就出在这三者上。
明代户籍档案收集整理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的造册人员贪污舞弊，后湖黄册档案库的档案管理人员消极怠工，而最关键的就是当朝的统治者，皇帝对户籍档案工作的不重视、不过问。
明成祖朱棣
明初的朱元璋作为开创黄册制度和户籍档案工作的皇帝，自然是十分重视户籍档案的运作，且朱元璋向来严惩贪污腐败、消极怠工的官员，在这位勤劳、严格的开国皇帝统治下，官员们都做到尽可能尽善尽美。
明成祖朱棣虽然不及他勤劳的父亲，但是同样作为杀伐果断的皇帝，对于官员执行户籍档案中不作为仍加以严惩，朱棣自己也十分重视后湖黄册库，即便迁都北京也没有搬迁或新建档案库。
可是到了明代中期，随着明代几位奇葩的皇帝登上皇位而导致出现宦官专政、道士当权、内阁权臣当道等等局面，也就同时催生官员贪污腐败、消极怠工的出现。
根据史料记载，正德七年至十五年间，仅江西布政司黄册就被虫蛀六千多册，正德十五年送至后湖黄册库的一万黄册不到一年坏册占比60%。洪武、永乐年间的黄册“纸壳面上如旧”，这就意味着在正德年间黄册户籍档案工作做得完全不如朱元璋、朱棣在位时期那样完美和严谨。
2、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使得百姓在户籍制度下苦不堪言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位者一旦有什么喜好，就会以极快的速度影响下级的行为。皇帝荒淫无度、无心过问朝政，下面的官员自然而然也对工作不上心、消极怠工、贪污舞弊。
在户籍档案工作中，每十年一次大造的黄册是基础，从基层开始的黄册编造收集好坏直接影响着明代户籍档案工作的实施，问题恰巧就出现在基层官员上。
明代黄册制度和里甲制度相辅相成，编制黄册的基层人员基本上也是里甲组织下的人员，可是里甲制度下的里长却不是正式官职的官员，而是各地人丁、粮食多的地主阶级，所以在编制黄册时避免过重的徭役，难免会出现舞弊现象。
同时里长贪污舞弊同时还会勾结衙门的里书书手、算手那些负责计算和书写钱粮的官吏，他们虽没有大权，却能够随意填写黄册上数字，所以导致受贿、讹诈等现象发生。
每逢大造黄册之年，里书就会巧立名目向百姓征收各种费用，同时还接受里长得受贿。总结
明代充分利用户籍档案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重要影响，加强对户籍档案管理工作的执行和实施，在维护政权权威、巩固王朝统治、保证基层治安、普查全国人口基本信息上得到想要的结果。除此之外，明代对于户籍档案的保存管理上做出的安全保障的意识值得现代国家档案管理的重视，当然明代中后期因为封建制度和皇帝制度下导致原有户籍档案制度崩溃也是值得深思的一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