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刊系由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主办，属该校《日吉纪要》里的组成部分，系年刊，即一年一期。该刊创刊于2008年，第1期为创刊号，发表了渡边良惠《森槐南の中国小説史研究について—唐代以前を中心に》（p33-68）。
森槐南书法
自2009-2011年即第2-4期无古代文学的相关内容，而2012年第5期发表了渡边良惠《顧況<戴氏広異記序>について》（p65-112）。2013-2016年即第6至第9期皆无古代文学的相关内容。2017年第10期发表了渡边良惠《明治期の日本における中国小説史研究について—文学史における記述を中心に》（p109-140），2018年第11期亦无相关内容。2019年第12期发表了渡边良惠《家族の元へ戻る鬼の話—<広異記><薛万石>と<李覇>を中心に》（p1-24）。可见，该刊所刊论文皆与“红学”无关。
（五）《埼玉大学纪要（教养学部）》
该刊系由埼玉大学主办，亦系半年刊，即一年一卷两号，发表少量文学类论文，但自2013年第48卷第2号至2019年第54卷第2号，内容皆与“红学”无关。
（六）《东京大学中国语中国文学研究室纪要》
该刊显然系由东京大学主办，为年刊，即一年一期。自2015年第18号至2018年第21号，发表少量有关古典文学的论文，但都与“红学”无关。
（七）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该刊显系东京大学主办，一年一册或二册不定，但大多是一年一册。自2015年第167册至2019年第175册，共发表古代文学方面的论文5篇，皆与“红学”无关。
《小说的读法：铃木阳一文论集》
（八）神奈川大学《人文研究》
该刊显系神奈川大学主办，半年刊，即一年二期。自2015年NO.186号至2019年197号共发表相关论文3篇，如2015年NO.186号有王子成《<三言>と江西省の地域文化——水神信仰に注目して》（p111-142）；2017年NO.190日高昭二教授退职記念号上有铃木阳一《<白蛇伝>の解読補遺（一）》（p95-116）；2018年NO.194马兴国先生追悼号上有铃木阳一《<白蛇伝>の解読補遺（二）》（p1-20）等，皆与“红学”无关。
（九）《中国古典小説研究》
该刊系中国古典小説研究会编的年刊，即一年一期，但2015年停刊1年。自2014年第18号至2018年第21号，共发表相关论文包括学术会议论文27篇，仅2篇“红学”论文，即2016年第19号上所刊宋丹《<紅楼夢>日本伝来時期の再検証―村上文書「差出帳」の「寅弐番船南京」について―》，和2018年第21号上所刊涩井君也《清代の<紅楼夢>続書における「姻縁」の枠組み——<紅楼夢>戯曲との比較から―》。\u2028
（十）《中国文学論集》
该刊系由九州大学主编，系年刊，即一年一期。除论文外，也有“学术动态”和“学术著作”的信息栏目。自2015年第44号至2018年第47号，发表少量相关论文，但皆与“红学”无关，仅2017年第46号“会员著书介绍”栏目里推介了合山究著、陈翀译《〈紅樓夢〉新解——一部“性別認同障礙者”的烏托邦小說》的书评信息，而该译著系台北联经出版社于2017年4月出版的图书。
《红楼梦新解——一部性别认同障碍者的乌托邦小说》中译本
由此可见，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成果在这十家期刊或报刊所刊载的比例是非常低的。说日本“红学”在新世纪以来处于冷寂状态，并非臆测。
二、新世纪以来，日本“红学”处于冷寂状态的原因探析
由上可知，新世纪以来，《红楼梦》在日本的接受及其研究，相对于中国其它几部小说名著乃至其它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情况，显得冷静多了。究其主要原因，大概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情况。
（一）接受的冷寂在于观念的转变与兴趣的转移
新世界以来，日本读者对于我国经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喜爱程度，相比于上世纪初的情况来看，热情明显减退，远不如对中国其它小说戏曲的兴致浓厚。
日本1964年刊印《红楼梦展》
有关带总结性的研究资料如《<紅楼夢>研究日本語文献資料目録（付索引）》（《明清文学言語研究会会報》（単刊）六，1964年12月），《近十五年中国刊行<紅楼夢>版本研究書略解（上）》（極東書店《書報》六二号，1964年12月），《近十五年中国刊行<紅楼夢>版本研究書略解（中）》（極東書店《書報》六三号，1965年3月），以及《近十五年中国刊行<紅楼夢>版本研究書略解（下）》（極東書店《書報》六四号，1965年4月）等。
其它方面的研究成果如《近世食文化管窺——<金瓶梅><紅楼夢>を材料として――》（《食と近世食文化管窺——日本中国法国》，1992年5月），《紅楼夢図画——改埼<紅楼夢図咏>を中心に――》（《二松学舎大学東洋学研究所集刊》二六集，1995年3月），《二十一世紀紅学展望（中国文）》（一九九七年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1997年8月）等。
可见，伊藤漱平的“红学”成果，已成为“日本红学”顶峰中的顶峰，系上个世纪带总结性的成果。作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文学达到如此境地，再要超越它实属不易。
然而作为新时代的日本学者，转向去领略甚至挖掘中国古典文学宝藏中的其它珍宝，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再在“红学”顶峰上去做无效的努力，于是在日本出现“红学”的冷寂状态也就是非常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