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从洪武间（1368-1398）开国之初到崇祯十七年（1644）王朝覆灭的总共277年间，从未建立起一个完整、统一、运转正常的中央财政系统！而仅有开国之初设立的“内库”。其下分设了若干互不隶属但可相互借支周转的由朝廷各部掌管的分库，负责明王朝公共事务的开展和国家税赋的收支等。
内库中主要的分库有户部掌管的太仓库，以及工部的节慎库、太仆寺的常盈库、光禄寺银库、南京户部银库等，广义讲它们组合而成明王朝的“国库”。而入库贮藏的，在前期主要以本色为主（本色：即米、布等实物）；在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则以折色为主（折色：即征收的田粮税赋等折价为以银两为主的银钞布帛或其他物资代替缴纳）。此外，还有名义上同属于内库，但实际上却是成为皇帝私人金库的内承运库，一般称之为 “内帑(tǎng)”。
简单了解内库组成以及管理权属，言归正传，来看一看明末朝廷真的到了穷的揭不开锅，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吗？
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临近王朝覆灭之时，崇祯皇帝朱由检为抵挡住大顺政权东征大军兵临城下的灭国威胁，下令宗室勋戚和百官太监捐资助饷用以搜括兵员保卫紫禁城做最后的殊死抵抗。
私下，他甚至派出太监找到国丈大人周皇后父亲嘉定伯周奎，让他捐资白银十二万两做个表率、榜样。谁知，嘉定伯以“老臣安得多金”予以了回绝，并表示倾其所有最多只能捐银一万两。崇祯帝认为钱太少要他至少拿出二万两来。周奎无奈向女儿周皇后求助，周皇后暗中给父亲大人送去五千两。万万没想到，周奎在上缴捐银时，不仅自己承诺的一万两白银一个铜板都没拿出来，反倒还从女儿给的五千两银子中截留下了两千两，只以白银三千两上缴成命。国丈大人尚且如此行事，其他所谓宗室勋戚、文武百官、太监内官的表现，能够捐资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据史料记载，此次捐资助饷活动所得总共不过区区二十万两而已。明末杨士聪所撰《甲申核真略》中记载大顺军没收国库“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两，捐助二十万两而已”。也就是说，大顺军查抄国库的银两总共也就六十万左右。从表面上来看，国库确实已经囊空底净，惨淡洗白了。
经典往往就在“但是”间。
但是，1644年（崇祯十七年，大顺政权永昌元年）旧历三月十九日，大顺农民军占领北京城，宣告明王朝统治的覆亡。大顺军进城后所开展的追赃助饷，查抄没收皇家内帑、宗室王勋、百官太监得到的银两，谁也没想到竟然总共有七千余万两之巨。前所提及的国丈大人嘉定伯周奎被大顺军在其家中查抄出的现银也竟然有五十三万余两，其他财物也价值几十万两。更让人吃惊不已、不可思议的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皇家内帑、私财藏银居然还有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之多，数量着实惊人！可叹，崇祯帝拥天下而偏爱私财，愿舍命而不保家国！真是天真的以为还能够出现天降奇兵来纾(shū)难解困，出现反转逆天的奇迹吗？真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皇室宗亲中贪婪吝啬、惜财舍命到极致的又何止崇祯帝一人呢！崇祯十六年（1643）初夏（农历四月），江汉重镇武昌岌岌可危，西有李自成部重兵压境，东有张献忠部步步紧逼。武昌城内缺兵缺饷，文武官员齐聚王府，跪求楚王朱华奎借用几十万两银子用于养兵防务。朱华奎却叫人搬出太祖皇帝朱元璋洪武时期，还是在分封诸子的时候所赐予的裹金交椅，说“此可佐军，他无有”。至五月底，义军占领武昌城活捉朱华奎“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niǎn)载数百车不尽”。被查抄出的牛拉车载数百车不尽的百万巨资，楚王朱华奎不愿用于防务、用于保家保命，真不知作何想！就连张献忠见了都禁不住留下了“有如此金钱不能设守，朱胡子真庸人尔”的感慨。
明朝末年皇家宗室脑力所及哪里还有黎民百姓，朝堂社稷。君臣之间亦早已离心离德，敷衍塞责。不管是皇家宗室还是百官缙绅，虽坐锦绣江山，掌天下兵马，拥巨富财赀，但不思同心戮力，笃行奋楫，让天下百姓享仓廪实、衣食足的太平盛世。反而勾心斗角、相互戏弄、推诿搪塞、拖延装穷。宁可江山不顾、天下不保，也要惜财舍命。这哪里是百姓造反，分明就是皇家逆天，咎由自取。老话不假“打败你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