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宦官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是离皇帝最近的人，因此更容易成为皇上的心腹，有时也会是监视大臣们的眼线。
我们时常看到明朝题材的影视剧中，会出现一群飞扬跋扈的宦官，他们仗着皇帝的宠信，目无法纪、无法无天，其中最出名的当属魏忠贤和刘瑾，成为祸国殃民的罪人。
当然，在宦官的群体中，普普通通、老实本分的还是占大多数的。而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宦官，也并不是忍受痛苦挨一刀就可以的。读书的学问并不低
明初，太祖朱元璋曾经立下禁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他不许宦官读书、识字，防止他们有能力干预朝政。但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皇帝自己独揽大权的后果就是，每天有处理不完的军国大事，想要休息好是不可能的，最终的结果就是英年早逝。
面对这种情况，皇帝们很快意识到还是要培养身边靠得住的人替自己办事才行。于是，明成祖朱棣颁布旨意，为宦官们聘请一些老师，教授他们读书、识字，到了宣德年间，更是在皇宫中成立了“内书房”，专门培养优秀的年轻宦官。
至于学习的内容，从最开始的《百家姓》、《千字文》，到“四书五经”，当然思想教育的课不能少，比如：《忠鉴集》讲的是历代宦官忠君守法的故事；《内训》规定了宫廷中对宦官们的训诫条款。
理论基础学得差不多了，还要有一定的实践能力。内书堂中有一门重要的课程叫“判仿”，着重训练宦官们替皇帝审核奏章，对内阁送入宫中的“票拟”进行批红的能力。
史书记载，万历年间，有一个叫王安的小宦官不好好学习，首领太监杜茂再三管教也听不进去，最后拿着棍棒好好教训了一顿才老实听话。
在经历了这种严格、系统的教育熏陶后，明代宦官们的文化水平比之当时的平均水平要高不少。明史中不乏有宦官作诗、写书的笔墨留存于世。比如：《酌中志》就是明末宦官刘若愚写的宫中往事，到如今成为研究明代历史的珍贵史料。信佛捐款又出家
众所周知的原因，宦官们生理上都曾遭受到巨大的创伤，因此，在心理上更需要寄托，表现出来的就是他们信佛。有些宦官会在自己的住所中建一个小佛堂，每天定时烧香、礼拜，在流程和心诚度上与真正的寺庙和尚没什么差别。
有权有势的大宦官除了在自己住处礼佛外，还会给寺院捐款，甚至干脆自己花钱建造寺庙。明代王廷相《西山行》诗中写道：
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华缘海会走都人，碧构珠林照城郭。
可见，正德年间宫中宦官们在西山建造的佛寺之多，以及信仰佛教之盛。
从明初宣德年间，到明中后期万历，宦官出家的记录屡见不鲜：万历年间，南京栖霞寺破败，寺中和尚打算化缘修缮一番。宦官客仲听说此事后，当即捐助了一大银子，还亲自与寺僧们一起挑土盖房，被后世寺僧尊为“栖霞寺有明一代最有力之护法”。
除了出家的宦官，至于逃出皇宫吃斋念佛，在家修行的宦官，那就更多了。
带娃，犹如长辈，胜似亲人
明代的小宦官刚入宫时，大致10岁左右，是个还需要人照顾的年纪。一些老资历的宦官就在新入宫的这批小子中找一些有眼缘的带在身边，教他们宫中的规矩、技能以及道德伦理，逐渐把他们抚养长大，并成为犹如师徒或父子般的关系。
对于年轻的宦官有了长辈的提携，那升起职就轻松很多。崇祯年间有个小宦官叫王之佐，由司礼监掌印太监抚养长大。
王之佐一开始在兵仗局当差，活是又苦又累，还没有油水，掌印太监看他整天忙忙碌碌地，就把他调到了皇帝寝宫，每天在皇帝跟前伺候着，不过五年，就成为皇帝心腹，腰缠玉带，御赐蟒袍，成为宫中数一数二的首领太监。
这种大小宦官结对子的行为，当时叫做“拉名下”。其中，年长的宦官被称为“本管”，年幼的被叫做“名下”。本管与名下这种既像父子又像师徒的关系相当稳固，甚至能持续终生。
年长的宦官把小宦官们“拉”到自己“名下”，为他们提供保护；年轻宦官长大后，又忠于年长宦官，借此提升和巩固自己的地位。明代宦官们的派系，就是在这种关系中逐渐形成和壮大的。
对于中国的历代帝王而言，宦官问题是一个颇为头痛的事情，想用又不能大用，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形成难以估计的损失。
在明朝，除了皇帝将权力赋予一部分亲信宦官，形成像刘瑾、魏忠贤等的宦官专权外，绝大多数宦官并无多少权力，只是一个活在皇宫中的普通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