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分界线被安史之乱打破
晋代陶渊明曾有诗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能与陶渊明奇文共赏的，自然就是陶诗中的"素心人"，这素心人必然是配得上一个"雅"字的。
在晋代只有士大夫能称之为"雅人"，普通平民和穷苦百姓，是没有资格"奇文共赏，疑义相析"的。
在我国古代封建帝制的固化阶级下，雅与俗的界线分明，只有士族大夫或者王公贵族才能接触到"雅"。
但是在安史之乱后，事情出现了转机，雅与俗的这种界线变得模糊不清，安禄山与史思明的动乱，可以说是我国社会变迁的一道分水岭，战乱之后的贵族门第迅速衰落。
社会的阶级并不像之前那样稳固，"士"与"民"的定义不再清晰，他们之间彼此流动，上下流通，而且是从底层鲤鱼跃龙门到上层的人居多，百姓中的士人渐渐多了起来。
《朱子全书》："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则其为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随着平民阶层的大量进入，士人阶层的雅俗开始出现融合
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将孩子培养成"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科举考试，考上了自然飞黄腾达，不可同日而语，没考中也不要紧，起码落得个乡绅当当，在宋代印刷术发达的背景下，这种"民"向"士"的转变尤为迅速。
士人的地位水涨船高，人也多了起来，这些新任士人多为民间出身，他们一边保留着民间生活的习俗和方式，一边接触上层社会的"雅"。
他们既不能一时半刻的学完那些"雅"，也不能立刻摆脱自己的"俗"，而且在大环境下"俗"的眼见着增多，大家都是这样，也不显得自己是独一份的"俗"了。
既然大家都一样，那么就不得不重新调整"雅"与"俗"的标准和尺度，好让社会中少些桎梏和要求，自然而然的"雅俗共赏"起来，本文从宋代诗词入手分析宋代雅俗走向的文化成因。
宋朝文化与文人心态
在我国历史文化中，宋朝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朝代，其具体体现在文化的多样性上，宋代文化在中华文学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文学，它一举推翻了封建文化的刻板性，在文化时代中产生了深刻的变革。
宋代是佛道儒思想的集大成时期，首先完成了佛道儒三类传统思想的融合，在中央集权政治强化的前提下理学兴盛，强调精神文明对人的重要性。
由此出现了与封建正统对立的思想，宋代文化既强调建功立业，扬名立万，又推崇道家的无为而治，修身养性，也主张佛教的超脱凡尘，轮回转世。
在宋朝文人看来，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个体人生的价值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无论是入世还是出世全凭主观，两者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可以调和共生。
《后山诗话》："闽士有好诗者，不用陈语常谈，写投梅尧臣，答书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宋朝的雅俗之分既矛盾又统一
同时，宋朝文化传承的主体结构在社会变革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寒门是宋朝文化中的核心，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自下而上的寒门子弟，在社会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他们既是文人也是政客还是学者，平民文化在寒门的推波助澜下，登上了时代的舞台，以平民文化为代表的"俗"和以传统士族为代表的"雅"相互融合，彼此博弈。
宋代文人对于雅俗的看法十分矛盾，在为人处世中他们自身具有强烈的追求"雅"的思想，而在文学作品中宋代文人却主张"以俗为雅"，写书著作时不可"过于高雅"以至于后世之中留下了许多世俗之作。
"雅"与"俗"的对立与融合，博弈与贯通深深的体现在了宋代文人的文学创造中，在这时通俗的文学审美促进了大众对于"俗"的接受。
宋代诗词的雅俗共赏
如果说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上最辉煌的作品，那么宋代的诗词就是诗歌史上最独辟蹊径的文学。
宋朝诗词一改前人遗风，开辟出来一条最有特色的道路，那就是一条雅俗共赏的文学之路。
从欧阳修到黄庭坚，从苏轼到杨万里，宋朝文人们总是于细微处见真章，以俗写雅，在日常生活的"俗"中窥见世俗化的"雅"并且将雅俗共通。
黄庭坚说"无俗不真"，雅俗之分不应该在于外在的客观审美，而是在于自己主观中的意愿，用浅显易懂的文字更能体现出灵动与诙谐，不必为赋新词强说愁，用晦涩难懂的文字来填补文学创作上的空白。
由此可见宋诗中对于俗雅的理解非常透彻，若是志趣高雅，心中有着美好的品质及愿望，那么俗世中的一切都不算为"俗"了。
《黄山谷诗话》："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虽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与不知者道哉？说者曰：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不俗。"
在如此特殊的文学态度中，创作出来的诗词则是雅俗两种文化交融的体现，尤其体现在词中，词既然是"诗余"自然是雅俗共赏的，黄山谷的诗晦涩难懂，但是词却很有"俗"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