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的司马家一场内部的“权力游戏”，却开启了200年的战火纷争时代。而汉国建立者刘渊，却是其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十六国的汉国，在历史上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乃至唐朝与吐蕃，宋与辽金等等，都深受其影响。而其中其开国君主刘渊，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刘渊能够建立汉国，绝不仅仅是因为晋朝内部经历“八王之乱”后实力下降，更在于刘渊为夺取天下，采取的一系列政策。
刘渊起兵反晋的背景
当时“八王之乱”正打的难解难分。东海王司马越对成都王司马颖的专权不满，于是带着晋惠帝率军20万攻打司马颖，结果被司马颖打得大败，连晋惠帝也被司马颖俘虏了。于是司马越请自己的亲弟弟东瀛公司马腾出兵。司马腾联合鲜卑乌桓等部，杀败了司马颖，司马颖带着晋惠帝逃往洛阳。
当时刘渊为司马颖的屯骑校尉，趁着司马颖战败无助之际，以“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为由，跑回了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东北，匈奴左部单于治事的地方），自此拉开了刘渊灭晋的序幕。
刘渊制定了一系列的战略措施，来保证自己大业能够顺利进行，仅凭这一点，他就不同于一般的反贼草寇。
政治策略：
以匈奴单于的身份，继承汉朝国祚
八王之乱晋朝大乱之后，匈奴刘宣（刘渊堂祖父，谋士一类的人物）以“惠帝失驭，寇盗蜂起”，为由，希望匈奴起兵，“兴邦复业”，恢复大单于事业。不过刘宣的谋略虽然出众，但眼界要比刘渊差的太多。
刘宣想要“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也就是说在中原地盘上建立一个匈奴政权，这一个与晋朝如此旗帜鲜明对立政权。刘渊如果听从了刘宣的建议，这就不仅仅是反叛了，而是民族之间的战争。这会使得刘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主要是汉人），熟谙汉学的刘渊自然能明白其中的严重性。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内诸夏而外夷狄”、“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之类的夷夏之辨与夏夷之防的话已经深入人心。刘渊自小熟读汉书，明白其中的关键，因此没有听从刘宣的建议。反而以匈奴的身份，以“汉氏之甥”的身份，宗汉立国，起兵伐晋。
刘渊打出了“兄亡弟绍” 、宗汉立国的政治旗号。并且祭祀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蜀汉昭烈帝刘备和太宗孝文皇帝刘恒、世宗孝武皇帝刘彻、中宗孝宣皇帝刘询、显宗孝明皇帝刘庄、肃宗孝章皇帝刘坦等所谓“ 三祖五宗” ，而非匈奴单于冒顿、呼韩邪等。
刘渊以汉室第四代正统自居，以此来抵消世家已经平民百姓的抵制心理。
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就是刘渊先于左国城起兵，先立为大单于，后建立汉国，自称汉王，然后迁都于离石。左国城与离石不过100里地，为何如此大费周章？其中的原因也体现了刘渊的高明之处。
左国城是匈奴左部的单于治所，相当于单于王庭所在，是诸代中原王朝划分给匈奴自己的地盘。而离石是西河郡的郡治所所在，属于晋朝的地盘。而晋惠帝封刘渊为“将兵都尉”，也是就职于离石。若刘渊于离石起兵，那么他就脱不掉晋朝叛将的身份。若刘渊想要以“匈奴”继承“汉室”的身份起兵，那么只能在左国城起兵。
北联鲜卑乌桓，西联羌氐诸部
刘渊虽然起兵反晋，但还是想要救援司马颖。刘渊如此做的好处，其一能够完成对司马颖的承诺；二是有借口出兵并州。但是刘宣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 今司马氏 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等理由劝阻了刘渊。
刘渊也听从了联络鲜卑乌桓，引以为援的建议。这也就有了后面王弥、羯胡石勒等人投降刘渊的事情。
汉国河瑞二年（公元310年），刘渊立氐族大单于单徵之女为皇后。刘渊正是与以羌氐为主的西部诸部建立政治联盟。羌氐对刘渊的帮助在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刘聪继位后发生的刘乂案（刘渊死后，刘聪杀了太子刘和，并夺取了单氏子刘乂的太子地位，最后刘聪又杀了刘乂），引起汉国内少数民族十余万人的反抗（周伟洲． 《汉赵国史》）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刘渊与羌氐联盟的正确性，以及羌氐诸部对匈奴汉国的重要性。
刘渊的军事策略：
刘渊的军事行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策略都是对前一个策略的更改或补充。
初期，攻略并州，拿下河东
刘渊建立汉国初期，主要与并州司马腾交战。不过司马腾不是刘渊的对手。刘渊先后夺取太原国南部诸县，如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等，进逼坐镇晋阳的司马腾。
不久后，司马腾再次集结兵力，屯重兵于汾城，妄图毕其功于一役。结果四战四败。刘渊乘胜追击，向南部进军，拿下河东诸郡平阳、河东、蒲坂。这时刘渊东可以进冀州、兖州，南可以进豫州攻洛阳，北可以进攻太原，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
定河东，南下攻洛阳
刘渊军有了战略优势以后，侍中刘殷建议刘渊：“命将四出，决机一掷，定河东，建帝号，鼓行而南，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创启鸿基，克殄强楚者也。”
刘渊对此建议，只听了一半，便是“定河东”。刘渊将都城迁到蒲子（今山西隰县），汉国重心暂时放到河东。这时刘渊距离晋都洛阳说是一步之遥也不为过，因此没有听从刘殷的南克长安，以关中之势席卷洛阳的建议，而是派兵直接攻打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