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题材的出现，也有着同样的因素。唐代社会经济的发达，促成了一批商业都市的兴起，它那繁盛的外表和特异的生活方式，吸引着漫游中的诗人的足迹，并经过他们的眼帘、心扉而形诸笔端。
如果说，唐太宗《帝京篇》写长安，还带有浓重的宫廷气息，那么，到骆宾王同题诗作和卢照邻《长安古意》中，都市生活就以它斑驳陆离的图景和喧嚣腾跃的节奏呈现在读者面前。
从此之后，一个新的诗歌传统诞生了。它写贵戚，写富商，写游侠，写歌妓，也写平民。它写风物的繁华，写节日的欢纵，写斗鸡、走马、摆博、击鞠的豪兴，写妇女的服饰容颜和士子的冶游艳遇，也写到豪华掩盖下的眼泪和不幸。
这是同台阁、山林、边塞很不相同的另一个世界，它的出现大大扩充了我国诗歌的表现领域，而其发端则在于唐代社会的发展和与之相关联的文人漫游生活。
总之，漫游之风的盛行，是唐代文人身份、地位的转变和整个社会生活变革的产物，而它反过来又成了唐代文人沟通多方面的社会领域和生活现象的聚合器。02 从政：给予文人们以创作的思想动力
文人生活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从政。这本来是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共同出路，所谓“学而优则仕”就标示着这个信条。但唐人从政与前朝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以门阀制度统治下的两晋南北朝而言，从政可以说是世族子弟的特权。他们凭借门资，不需要有什么其他的准备，就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因此，他们虽然参预政治，却并没有干一番事业的想法，反以“遗情世务”或“不亲庶务”为荣。
至于当时的寒门知识分子，尽管对现实有所不满，有的人也怀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但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
比如，左思《咏史》八首就记录了诗人由“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的壮志出发，经过对“世胃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现实社会的观察，终于导致“自非攀龙客，何为敬来游”的结论的思想历程。
陶渊明也是从少壮时的“猛志逸四海”，转向中年以后的归隐田园的。他们空有从政之志，而难睹从政之效。
真正能够将心志与形迹统一起来的，是唐代寒士的从政活动。他们生长在有为的时代，置身于能动的地位，必然要激起强烈的从政需求，即使遭受阻力，也无碍于他们把全部能量释放出来，去奋力追求既定的目标。
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成了最响亮的呼声，正充分表达了他们汲汲于用世的坚强信念。这跟六朝世族文人的耻谈国事，寒门士子的缄口难言相比，无疑昭示着一种新的人生态度。
唐代文人的热切于从政，也是宋以后人所不可比拟的。
从历史上看，宋人从政的条件就较唐人好：科举录取的面比唐人更宽；当官后的俸禄更为优厚。
但是，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也有不及之处：北宋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转入下坡，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内忧外患的煎迫，朋党相争的加剧，专制主义的强化，思想禁锢的繁密，而且愈到后来愈形严重。这一切必然会影响到人的行为方式，给他们的政治活动投上阴影。
在这种情势下，虽有一部分正直、勇敢的士人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积极从事政治革新，更多的人却不由自主地由“兼济”转向“独善”，由社会遁入书斋，以空谈性理之学为修身治国之本，至于“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这样的入仕从政，实际上又只剩下一个躯壳，而丢失了它的灵魂。
相形之下，唐人置身于门阀统治专制统治前后两重压制的间隙时期，能以上升、变革的时代精神作为自己的凭藉，可谓得天独厚。他们的主体意识在政治活动领域得以高度发扬，当非出于偶然。
从政的追求，促成了唐代文人以功业自许的怀抱。“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曾以“材足以动俗，智足以济时”自负，杨炯有“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出塞的述志，卢照邻著《五悲文》感慨不遇，骆宾王参与徐敬业讨武则天的军事活动。
继起的陈子昂更不愿以文人自限，屡次上书论事和从军出征，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被誉为“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
盛唐诗人中，这种精神尤为高扬。如高适的“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岑参任谏官时也“频上封章，指述权佞”，并以“未能匡吾君，虚作一丈夫”的诗句自砺；李白更是有“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杜甫则是怀揣着“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为人们熟知。
即使是一些不以政治功业心见称于世的诗人，如王维、孟浩然，在那个时代精神感召之下，也都有过“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及“欲济无舟揖，端居耻圣明”的向往。
这样一种普遍的奋发昂扬的精神状态，发而为歌咏，就产生了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特有的理想精神、英雄性格与浪漫气息，形成那种明朗、高亢、奔放、激越的时代之音。
从政的追求，还养成唐代文人对世务的关心。在他们功业自许的怀抱中，除包含一己的功名利禄外，也常富于“拯物济世”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