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真书起源问题”,认为它“是文字学界与书法界所共同注意的问题”。他根据《谷朗碑》(272)、《永寿二年陶瓮墨书》(156)等，认为“真书起源在三国时代，应该没有多大问题”。(《沙孟海论书丛稿》)郭沫若在1965年的“兰亭论辩”中，不同意近人缪荃孙“正书始于齐梁之间”说和杨守敬“楷法之兴，其在魏晋之间”说，认为“严格地说，楷书始于隋唐”。(《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兰亭序〉并非铁案》)胡小石根据《流沙坠简·屯戍丛残》中的《始建国四年简》(12)、《建武二十六年简》(50),说：“八分又渐变而为真书。真书也带波挑也。新莽及东汉初，已有此体。”(《书艺略论》)如此观照楷书起源，上始于两汉之间下至于隋唐，在近六百年的时间流程中摆动而难以定位。
问题的症结在于对楷书特性，特别是跟隶书的区别认识不同。按理说，自商周甲骨文、金文以下，各时代的汉字书刻文物已贯穿成线，不再存有缺环空白现象，理应找到一种辨认的方法和标准，把楷书的起源现象描述清楚。但多数学者把有无波挑作为区别楷、隶的标准，这便陷入了验证视角的误区。胡小石“真书也带波挑”一语，空谷足音，可惜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钩画，特别是竖钩笔画，是楷书区别于隶书最恰当的标准。隶书无钩画。带钩笔画首先出现在广义的草书(也包括行书)之中，这是在书写求快速的文化心态之下所产生的，最早可从殷周陶片墨书中窥见，是篆书草化现象。在书写求简易的文化心态之下，又产生了篆书隶化现象。此求速、求简两种实用文化需求，往往合二为一，便产生了草隶。在求速、求简这两种文化因素催动书体演变发展的同时，还有能辨识以利通行交流的文化制约因素、能美化以利赏心悦目的艺术升华作用。这四种文化因素纠结在一起，互为矛盾互为催进，构成书体演变和艺术化发展的原推动合力。草隶是隶书、草书、行书、楷书共同的母体。
最先从草隶母体中分离出来的是隶书、草书。前者为能辨识而规范化，再进而为极美的东汉隶书；后者雅化为章草、今草。最后从草隶中分离出来的是楷书，其楷化成型的分离进程比隶书、草书的成型过程要缓慢得多，所以隶书、草书也对楷书的成型起到了不少浸融作用。行书本已夹杂在早期草书之中，楷书的逐渐成型也加速了草、行书体的分离。广义的草体书(包括草篆、草隶)起于秦汉之际，是学界共识，楷化笔画的主要特征钩画，孕育期间也是很自然的。秦砖刻残字“珍”已有楷化的字迹。只因这种楷化过程缓慢而不显，大量显现的是隶书、草书，致使楷书起源不彰。但楷书成型于诸书体之末，是事实。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和台湾学者张光宾《中华书法史》一书，均把楷书置于书体复式演变过程中的最后一环，确为明识。
楷书又称正书、真书，此自唐朝之后渐为约定。正、真通假，标明该书体方正端齐，有别于长纵形的小篆书和横扁形的隶书，是为正体，可作楷式。如从“正”的直而不曲之意解释，该书用笔比小篆和汉隶要直得多。但唐朝之前，此书体常与隶不分，通称隶书。唐张怀瓘《书断》凡举楷书家都在隶书名下。后人为此而冠以今隶之称，以区别于汉隶。古人也曾将其他书体叫作楷书的，但是用“楷”的范式之意，并非指书体特征，楷书通行后，此种乱称其他书体为楷书的现象也就渐消了。
以八分称楷书，是由“八分楷法”一语而来。但“八分楷法”究竟指何种书体？或说为隶，或说为楷，或说是非隶非楷的另一种书体，历代纷争之述，均陷入死抠字眼概念的误区。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不同的书体，从不同的认识角度，包括从书体的使用角度出发，用不同的名称称谓同一种书体，或产生不同的书体称谓同一等现象，是书体演变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自宋以后就再也没有新的书体概念可作争论的。古人把“八分”分别称呼楷书、隶书，就如世上的人们有同名同姓现象一样。但也必须说明，八分与隶书相通，也已大多被人们所接受，如果要强解八分是指楷书，那必附以“楷书”两字，切不可单称八分，以免歧义。
楷书又称章程书，这是根据钟繇善铭石书、章程书、行押书三体而来的。古人称书体，常无定名，尤如古人姓名字号、别称、爵号等，称谓虽多如牛毛，其实均指同一人。按楷书使用的情况，别称章程书。其实何止章程文稿要用楷书？那楷书别称该有多少呢？唐兰说：“章程两字的合音，是正字(平声),后世把章程书读快了，就变成正书，又变成真书。”(《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此说颇有新意。但唐兰认为：楷书比真书古雅，北碑、欧阳询是楷书系统，南帖、虞世南、褚遂良是真书系统，并非同体。此说以艺术风格分界楷书、真书，未必恰当。同一书体的艺术风格因人因时而变，是常变；而篆隶草行楷书体之变，只到楷书为止。唐楷、颜体、魏碑等，是艺术风格之“书体”,不是汉字书体之变，不能混淆两种“书体”的内在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