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评道：“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有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
《与蔡明远帖》局部
苏轼对颜书的推崇是无以复加，他将颜书与杜诗相媲美：“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唐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乎!”苏轼所说的“一变古法”指的正是颜真卿改变了初唐以来书坛被王羲之书风笼罩的局面，开创了雄浑壮美的新书风。
颜书自宋季以降一直备受习书者青睐，经久不衰，一直到今天，颜书仍是大家取法的对象。黄庭坚对颜书有更明确的论述：“二王以来，书艺超逸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相望数百年，若亲见逸少。”
《与蔡明远帖》局部
在苏轼和黄庭坚等人的眼里，颜真卿可以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相比，颜真卿引“篆籀法”入楷、行书，丰富了书法发展的脉络，可以说扭转了之前以“二王”为宗的单一发展格局。和前三家不同，米芾对颜真卿的评价主要着眼于颜真卿书体本身，并不掺杂对其人品的加分。
他对颜楷字有微词，对其行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颜鲁公行书字可教，真便入俗品。”虽然人品效应和技法在颜真卿书名传播过程中有积极的意义，但这些很大程度上均依赖于他在政治上的影响。
三、颜真卿形象演变原因探析
颜真卿的形象由唐至宋的转变，不仅在于唐史中通过“安史之乱”对其忠义形象进行的描述，更是统治者为维护国家统一对其形象所赋予的教化功能，以及“宋四家”对其书法成就的推崇，使得其形象慢慢由忠臣向书法家转变。
1.“安史之乱”对颜真卿的重要意义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据新旧唐书记载，“安史之乱”的爆发是颜真卿政治生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颜真卿“大飨士城西门，慷慨泣下，众感励”。
《多宝塔碑》局部
颜真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士兵做了榜样，并慰劳士兵，有利于振奋军心，赢得斗争。在面对李希烈和其爪牙的威逼利诱时，他高呼：“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诸侯朝觐礼耳!”他在危难关头也不忘自身的职责，坚决不妥协，展现了他作为忠臣敢为名节无畏牺牲的民族大义。“安史之乱”使得颜真卿成为家喻户晓的忠臣的同时也有利于其书名的广泛传播。
2.史书中的忠义形象在社会上的教化作用
宋季民族矛盾突出，政局混乱，颜真卿的忠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某种政治教化意味，颜书也有了“成教化、助人伦”的色彩，从而得以广泛流传，影响深远。颜真卿的忠烈品格符合统治阶级意志，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对于颜真卿的评价，书品与人品的关系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直以来就有过不少争论。
《多宝塔碑》局部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对颜真卿忠义形象的书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既对其品德和功绩的肯定而带有一定的道德激励色彩，但也对其不能亲自力挽乾坤而感到惋惜。
3.“宋四家”的推崇对其形象的改变
颜真卿的书法艺术在唐及五代乃至宋初并没有得到世人的充分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以“宋四家”为代表的宋人用他们特有的书法品评观将颜真卿的书法价值真正揭示出来，并在后人的不断接受和阐发中逐步确立了其一代大家的历史地位。
一方面，从颜真卿的书法本身来看，颜真卿之所以能在“宋四家”眼里从唐代众多的书家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书法上所表现出来的创造精神暗合了“宋四家”的“尚意”思想，即“创新”“己意”“变法”“自然”之类。
另一方面，也与宋人“以人论书”的品评有很大关系，书如其人，所谓：“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多宝塔碑》局部
宋代中期，这种以人论书的观点似乎发展得异常迅猛。当时由于欧阳修等人“以直言傥论倡于朝”，朝野上下出现了“中外缙绅以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的局面。这种以忠义、气节相尚的盛况也涉及到了书法领域。
对此，欧阳修更是从书法的角度明确地提醒世人要注重字里行间所体现的道德修养，他曾说：“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鲁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颜真卿的书法家形象就很自然地为世人所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