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昭侯原本老谋深算，爱耍小聪明，经申不害一点拨，在玩弄权术上更加炉火纯青。他常使用一些出其不意的手段考验、制服群臣。《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有一次，他利用群臣聚集朝堂议事之机，忽然
“握爪伴亡一爪(指甲套饰)，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因此察左右之诚不。”
又例如一年春夏之交，他派使者骑马到地方上察巡，使者回报时，他仔细盘问路上看到了什么？使者说没有什么意外情况，只不过南门外有小黄牛吃田里的青苗。昭侯如获至宝，立即吩咐使者绝对不许把刚才谈话内容泄露出去，然后煞有介事地下了一道命令：
“当苗时，禁牛马入人田中，固有令，而吏不为事牛马甚多入人田中，亟举其数上之，不得，将重其罪！”
说是政府早就有规定，禁止在禾苗生长期放牛马入田中，可官吏对此不经心，现在牛马入田中吃青苗的现象很严重，各地方官要赶快查清情况，全数报上来，如有遗漏,将重治其罪。各地方官立马进行调查上报，但未提到使者所见的情况。韩昭侯便说，“未尽也”，要求地方官继续调查，直至发现南门外有小黄牛吃青苗一事才罢休。这使臣子感到韩昭侯有洞察一切的本领，全都战战兢兢不敢胡作非为了。
在强调用“术”的同时，申不害也提倡法制。
申不害认为君主治国，应该明法审令。《申子·大体》记载他指出：
“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正轻重，所以一群臣也。”
国君手中必须有法，就像有了秤才能量物之轻重一样，有了法，才有据以约束群臣的统标准。君主的尊严靠法令来保证，法令不行就是无视君上的权威，所以明智的君主必须谨慎于法。而且，还应该不凭个人感情和好恶代替法。在进行赏赐和选拔，任命官吏时，都应依法而行，按照“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的原则办事。
在韩国的具体政治实践中，韩昭侯、申不害君臣是用术有余而行法不足。
首先，是没有统一法律。
“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常常采取实用态度，根据临时需要，援引过去的旧法和韩昭侯新法中某些条款便宜行事。“利在故法前令”则用旧法。“利在新法后令”则强调新法。这种法令新旧相扰的状况使韩国民众不能知道哪个是对的，影响了法制的贯彻，更谈不上利用新法克服旧观念、旧传统了。
其次，申不害本人更具有权术家口是心非、不讲信义、只图一时之便的特点，常以宰相之尊带头以私害法。
有一次，韩昭侯与其论政，感慨“法度甚不易行也”。申不害当即指出国君徇私情，随意对亲近自己的人开后门，是使国家法度不能彻底贯彻的重要原因。昭侯很惭愧，表示“吾自今以来知行法矣，寡人奚听矣”，今后将按申子的提醒一断于公。可是不多久，申不害跑到韩昭侯跟前请求破例给他从兄弟一个官职。昭侯不客气地责问他，这可不是你目前教我坚持的原则。究竟是接受你的请求去破坏你的主张对呢？还是维护你的主张拒绝你现在的请求好？申害十分尴尬，申不害诚惶诚恐地避开正屋不住而请求给自己处罚。 制定法律时只想到如何限制别人，没想到法律总有一天也会限制自己。
结束语：
申不害在韩为相15年，帮助韩昭侯推行“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他们那套驾驭、操纵臣子之“术”虽然充满了奸诈和阴谋，但也有一些合理的部分。其中“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见功而与赏”的原则，对韩国的政权建设起了较大的积极作用。借助于这些原则，他们改组、整顿了韩国的官僚队伍，将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作了明确规定，并根据任务大小、能力高低、称职与否选拔、任命官员。对在任的官吏，按既定标准加强考核与监督。对渎职无能之辈，或贬或罚，对称职有功之臣，及时论功行赏，予以鼓励。再加之各种权术产生的威慑力，使各级官吏无不俯首帖耳，忠于职守，不敢有丝亳的懈怠与放悖。从而使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十五年间便使韩国强盛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