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拼复残字之伪”。《辨伪》一文以第十九章第52简5个“得”字说事。无疑，这5个“得”字如同前述4个“無”字那样，书风各不相同是必然的。但作者主要抓住第二个“得”字（图十二2a），即“亦不可得而疏”句中的坏字“得”的拼复问题，与其余四个“得”字“不可得（1a）而亲、得（3a）而利、得（4a）而害、得（4a）而贵”相比，得出2a“得”拼复造假的结论。作者将坏字2a“得”标为5个区间，得出整理者拼复后“得”字与其余四个“得”字的对应区间除损坏部分不可辨不可比外，尚有大别不同的结论，对此，如前所说，是抄写者书艺结构件不可能相同所致，古人书艺既讲究“字不同而同笔”，也讲究“字相同而不同笔”，以求书体和笔势的对立统一的中华辩证之美。2a“得”字与其余四个“得”字相比，显得笔势处处不合情理，如波挑不到位、结体违常态等，并非什么今人“作伪者失败的书法作伪所留下的破绽”，倒极可能是古抄手的“同字不同笔”的书艺变化，抑或甚至是败笔书艺所致，殊无足怪。作者还将2a“得”字按5个区间重新拼合，是个不成“得”字的碎片形字形，于是指责“整理者为了使之接近作伪者试图伪书的‘得’字，不惜对伪简材料进行了‘二次作伪’”，这就牵涉到古字坏字形修复拼合的方法原则问题。写汉字与中国画一样，是散点透视法，但散点不散，因内部结构性笔势讲究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外部位置安排讲究错落有致，故总是显出书法美，甚至有似焦点透视呈现立体感；文字形体构件则按“六书”（“四书”）规则组合之。古字的拼复正应按散点透视法、内部互补法、构件“六书”规则拼复之。对照此，整理者拼复2a“得”字不排除合法性的某些缺失，如聚散不当而过于紧凑，但以近真求实的总趋势和做法来拼复坏“得”字，不违反上述两法一则，不存在“二次作伪”问题。
关于“‘二次作伪’之伪”问题。因为有了2a“得”的拼复残字之伪，在“可得而疏”句中看，便有了“‘二次作伪’之伪”的说法。《辨伪》将2a“得”改拼成流星碎片形之后，据说是“对整理者拼复过程某些环节的复原”，即图十四2被整理者隐匿，公布的是被整理者篡改后的图十三3。细辨图十四2与图十三3的区别，全在于2a“得”字被拉长成碎片形，图十四2也被拉长，前已辨正整理者对2a“得”字的拼复无大失，未犯着“二次作伪”，图十三3“可得而疏”的整理也就不存在“‘二次作伪’之伪”。
文献校勘和训诂是识别真假的利器
《辨伪》一文在汉字辨伪上热衷于用机械论的字形构件的分割技术，来肢解、隔离字形构件、符号而说事，殊为不当。我们认为，传统的文献校勘学、训诂学才是识别真假的利器。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作展开，仅举二例。
就拿北大汉简《老子》第一章第1简、第2简有四个“無”字的三句话“上德無为而無以为，下德（为）之而無以为，上仁为之而無以为”为例，第二句“無以”之“無”被作者看作“书于残简之伪”，此说难以成立已如前述。帛书本《老子》第二句作“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无“下德”句，王弼本《老子》作“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其余世传本亦多同此，第二句唯北大本如此，似无文献依据，是否伪造出错。但考校古本，唐傅奕本、宋范应元本、元代楼古本均作“下德为之而無以为”，如此看来，北大汉简本、傅本、范本、楼古本皆有所本。又日本岛邦男《老子校正》引西汉初严遵本有“下德”句，而作“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后来的王本同此。岛氏校为“下德为之而有不为”，并说：“严本作‘有不为’，今本系改易。”今谓“有不为”当是“無以为”的一部分，或严本参酌汉简本而成。
又如北大简第四章第14简：“大器勉成。”王本第四十一章作“大器晚成”，从北大简上文“大方無隅”，下文“大音希声，天（大）象無刑（形），道殷無名”看，此不当作“晚成”。帛甲本全残毁，帛乙本作“免成”，无所成，当是。先秦勉、免互通，汉简本、帛乙本合古本《老子》原意。郭店简乙本作“大器曼成”，廖名春以上文“大方亡禺”推知“曼”训“無”，甚是。又勉、免、曼上古皆明母元部字，“免成”“勉成”实际上是“曼成”在古代的异写，“晚成”则于义不类。
以上二例，要是北大《老子》简（2012）223枚（全部北大简有3300多枚）作伪，据何种底本作伪呢？据帛本（1980）、郭店本（1998）？从时间间隔看，恐来不及制造！据王本，也不像。要是今人作伪，作伪的底本应该能查得出来。从北大简特有之“無以为”“大器勉成”看，皆于古有据，于本罕见，当属古人以某一已经亡佚了的更早的古本为底本的抄写本，与今人毫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