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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因为要游幸江都而开凿的运河，完成不久后，由于历史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此后的六百多年内变为唐宋帝国的大动脉。这一条动脉的畅通与停滞，足以决定唐宋国运的盛衰隆替，其关系的密切简直有如真正的动脉之于身体那样。
隋炀帝自大业元年（605年）起开凿的运河，除由黄河北通涿郡的永济渠在本文中关系较小外，有三部分最为重要：
（1）通济渠——自西苑（河南洛阳县西）引谷洛水到黄河，又自板渚（河南汜县东北二十里）引黄河水通淮河；
（2）山阳渎——自山阳（江苏淮安县治）引淮水至扬子（江苏仪征县东南）入长江；
（3）江南河——自京口（江苏丹徒县治）引长江水至余杭，入钱塘江。通济渠在唐代名广济渠，又名汴河，这是根据旧有河道开浚而成的。炀帝开凿以前的汴河，由黄河流至开封以东的雍邱附近便东流至徐州，再南流与泗水同入淮河。炀帝开凿的汴河，由黄河流至雍邱一段，完全与旧日汴河的河道相同，但到达雍邱附近后却东南流至泗州，入淮河。结果，南北水路交通干线大为缩短，故对于交通发达的贡献很大。此外，山阳渎也是根据旧有的河道邗沟开凿而成的。
不管运河开凿的动机是否像史书记载那样纯粹由于隋炀帝的游幸娱乐，为着要了解它在唐宋六百多年内所发生的重要作用，我们对于它开凿前后的客观形势有详加检讨的必要。
隋炀帝像
自从秦汉大一统的帝国崩溃以后，经过了四百年的分裂扰乱，到了隋唐宋时代，大一统的帝国又复出现。可是，这时的帝国在政治方面虽然像秦汉时那样大一统，在经济方面，因为经过许多历史潮流的激荡，却不复像秦汉时那样，而表现出非常剧烈的变动。在这种变动中有一个特征尤为显著，这就是经济重心的南移。
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在北方（较偏于西）。据《尚书·禹贡篇》的记载，古代北方的农业生产远胜于南方，其中记述各州田地肥沃的程度，分为九等，兹依次抄录如下：
雍州……厥田惟上上。
徐州……厥田惟上中。
青州……厥田惟上下。
豫州……厥田惟中上。
冀州……厥田惟中中。
兖州……厥田惟中下。
梁州……厥田惟下上。
荆州……厥田惟下中。
扬州……厥田惟下下。
水利灌溉对于中国西北黄土的生产力，有很大的贡献；因为由于黄土的多孔性和毛细管作用，只要得到充分水量的供给，它便可像海绵般吸收水分，把深藏在地底下的矿物质带上来，以便谷物的根来吸取。因此，中国西北的黄土，经过适宜的灌溉后，便成为最肥沃的土壤，可以生产多量的农作物。
陕西省泾阳县内郑国渠首遗址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在北不在南的情形，自隋代起发生激剧的变动。自汉末以后，由于大一统局面的瓦解，北方各地曾经长期蒙受惨酷的战祸。这些战祸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是土地的荒芜。固然，当战争停止时，有些土地也恢复生产，但要完全复元，却是不可能的事。北方土地的生产力既然日渐耗竭，到了唐宋时代，耕地的面积便一天比一天地减少下去。例如秦开的郑国渠，和汉开的白渠，在关中一共溉田四万余顷；及唐初永徽年间（650—655年），却只灌溉一万顷左右；其后到了大历年间（766—779年），更减至六千二百余顷。
两渠溉田面积激减的原因，除了长期战乱外，又由于唐人在渠旁普遍设立水磨来取利，致溉田之水锐减。到了唐末，关中两渠的水利还是大部分给权豪设立的碾硙侵占了去。到了北宋至道二年（996年），关中水利更远不如唐代，这时两渠所溉之田连二千顷也不够了。
复次，战国时史起因引漳水溉邺而兴修的水利工程，到了唐宋时代，也废弃无用，以致昔日可耕之地都变作荒田。此外，宋代河北又因与契丹为邻，及黄河屡次泛滥，农耕之地越来越少。
由此可知，唐宋时代的北方，水利经济非常落后，已经不复是古代的财富之区了。
当北方经济衰落时，南方（较偏于东）却脱离了“地广人稀”及“无积聚而多贫”的状态，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财富最丰盛的地方。自汉末乱离后，北方人士多避难到比较安全的南方，一大批生力军南迁以后，正好利用他们的进步技术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开发南方蕴藏丰富的处女地。因此，经过这次历史上的大移民以后，南方经济便渐渐发达起来。这种情形，在南北朝时代已经相当显著。
到了唐代，江淮一带更为富庶。这时的淮南，陆贽在《授杜亚淮南节度使制》（《文苑英华》卷四五四）中曾加以描写：
淮海奥区，一方都会。兼水漕陆輓之利，有泽渔山伐之饶。俗具五方，地绵千里。
陆贽，字敬舆。
唐代南方经济特别发达的趋势，到了宋代还是有增无已地继续发展下去。宋代江淮各地，由于自唐以来各种重要资源的大量开发，是全国物产最富饶的地方。例如两浙路“有鱼盐布帛秔稻之产”；淮南东西路“土壤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江南东西路“川泽沃衍，有水物之饶，……而茗荈冶铸金帛秔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人”；荆湖南北路“有材木茗荈之饶，金铁羽毛之利，其土宜谷稻，赋入稍多”。在上述东南各地生产的物品中，稻米的出产最为丰富。宋真宗曾设法从占城输入能够耐旱的稻米种子，在江、淮、浙较高仰的田地中普遍栽种。同时，当日江南的农田水利又很发达。如范仲淹《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