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北条得宗家，作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北条时赖之子的北条时宗，一出生就走上了通向幕府统治者的道路。北条时宗成年礼时，他的乌帽子亲（加冠者）是将军宗尊亲王，年仅10岁时宗就担任了幕府要职小侍所别当，13岁时父亲北条时赖死去。但北条时宗已被确定好的人生道路并未中断。根据北条时赖生前的安排，赤桥（北条）长时出任执权、北条政村出任连署，负责辅佐北条时宗成年。14岁时赤桥长时因病辞职，北条政村继任执权，北条时宗担任了连署（即执权的副手）。15岁时，北条时宗被朝廷授予相模守的官位——这是历代执权、连署担任的官位之一，象征着时宗作为北条家正统继承人的身份得到了朝廷的承认。16岁时，幕府审判机构引付方被撤销，规定（至少形式上）“重事”悉由时宗本人“听断”。两年后，高丽人潘阜携蒙古国书来到日本，闰正月5日国书送抵镰仓，2月幕府命令进入战争状态，3月5日执权和连署二人换位，北条时宗接任执权，北条政村则任连署辅佐——年仅18岁的北条时宗就这样成为了“战时执权”。
北条时宗在北条时宗整军备战的过程当中，得宗的个人权力也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当然，这也是这位“战时执权”维持战时体制所必须的。论身份，北条得宗作为北条氏的家主，无非只是一介御家人而已，至多是御家人的首班。北条得宗与镰仓幕府的御家人并无主从关系，而是作为镰仓幕府统治机构的代表行使统治权。但在得宗强化权力的过程中，有的御家人事实上成为了得宗的从属，甚至出现了成为御内人（得宗家臣）的御家人。北条时宗绕开评定众会议，设立了一个名叫“寄合”的秘密会议。
被北条时宗选为寄合会议第一代成员的有五人：安达泰盛（时宗妻兄）、平赖纲（御内人，得宗家政机构公文所执事）、诹访盛经（御内人，前得宗家公文所执事）、太田康有（法务官僚）、佐藤业连（时宗的秘书）——换言之，这就是一个北条时宗的外戚、家臣、秘书的组合。但就是这样一个亲信机构，作为北条时宗的执行和咨询机构逐渐发挥了很大的权力。甚至到了北条时宗以后，取代评定众成为了幕府的最高决议机关，正式由一个私下秘密会议变成了最高权力机构。细川重男指出，寄合的设置和发展，就是北条时宗与他的继任者权力不断集中、个人专断不断加强的写照。作为“战时执权”所获得的权力，最终作为镰仓幕府的制度固定下来。这就是忽必烈的这位对手的真实面貌。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除了“得宗专制”这一幕府中央统治结构的变化之外，蒙古袭来给镰仓幕府带来了什么？
前面提到，镰仓幕府是京都朝廷之下的军事机关，同时也是一个有着高度独立性的，以关东地区为基础的政治实体。但幕府对与将军无主从关系的武士或武装力量，原本是没有调动的权利的。对于不设置地头的庄园，镰仓幕府也没有介入的义务和权利。当然，幕府本身也对介入庄园领主和贵族社会的地盘没有多大兴趣。
但空前的战争危机正在改变这一切。
文永五年（1268）正月1日，蒙古使者潘阜持国书抵达大宰府。闰正月5日国书到镰仓。2月27日，幕府就命令西国各守护动员所属的御家人，进入战备状态。前面讲到，就在几天后，北条时宗出任了“战时执权”。
考虑到西国军力不足，文永八年（1271）9月，幕府又命令凡在西国持有领地的东国御家人都到西国去，听从西国地区守护的指挥，进入战备。文永九年（1272）初，北条时宗派遣了一名代理到前线，并将北九州的筑前、肥前设定为战争前线，让御家人轮番戍卫。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文永十一年（1274）10月发生了第一次蒙古袭来。蒙古·高丽联军在给北九州守军以重创之后撤军，看上去似乎幕府“打赢了”，但北条时宗很清楚，真正的考验还没有到来。
仅一个月以后，镰仓幕府就命令西国地区守护，动员全体“本所一圆地住人”也就是贵族、寺社领地内的非御家人武装力量，命令他们投入战备。可能会有读者误会，以为只有镰仓幕府麾下的御家人才是职业武装，但其实在当时的社会，镰仓幕府御家人也并非常备军，御家人不过是武士的一种形态而已，除了与将军有主从关系的御家人之外，更多的武士或军事力量并没有义务尊奉幕府的领导。但在史无前例的战争危机面前，北条时宗认识到仅仅依靠御家人作战是不够的。这是镰仓幕府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从这时候开始，幕府获得了对全国一切军事力量的调动权。
防元石垒建治元年（1275）2月，镰仓幕府严整“异国警固番役”，将九州分成四个部分轮番戍守前线。4月，蒙元使节杜世忠来到日本（9月杜世忠被斩首）。由于杜世忠没在九州上岸，而是直接在本州岛西部的长门（山口县）着陆，后知后觉的幕府这才意识到本州岛西部也有遭受蒙元军船袭击的可能。于是，当年5月幕府调动本州岛西部御家人加强长门防卫。12月，幕府破天荒地决定“异国征伐”，即以攻为守，主动出击（实际上没实施），同时开展山阴、山阳、南海道御家人兵力、船只清查，整军备战。次年（1276），开始建造博多湾石垒——这些石垒在第二次蒙古袭来时将发挥极大用处。弘安三年（1280）12月，幕府再度严令加强防御。四年（1281）5月，蒙古·高丽联军再度来袭。
由于忽必烈仍有发动第三次征日战争的打算，镰仓幕府也就继续维持了战时体制，指挥全国的武装力量和寺社，将“异国警固番役”和“异国降伏祈祷”持续下去。同时，京都的贵族庄园领主也对镰仓幕府更加依赖。由于朝廷没有自己武装力量，更加迫切地需要取得对蒙古战争胜利的幕府维持治安和稳定。与蒙古袭来几乎同时，13世纪后半叶以后，日本社会的庄园制逐渐动摇，权利纠纷越发激化，暴力纷争频发，庄园领主无力解决，不得不求助镰仓幕府以武力介入。就这样，原本幕府无权介入的“本所一圆地”，先是在蒙古袭来时让幕府获得了征发兵力和物资的权力，而后又让幕府进入对付庄园内的暴力犯罪（恶党）。蒙古袭来以后，幕府的权力越来越扩大，责任也越发加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