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学术研究是危险的平衡」
上书房：要讨论海外汉学研究和国外政治哲学的译介，无论如何都绕不过您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这两套丛书。透过它们，几乎可以看到整个海外汉学研究和西方政治哲学的变化。很多学者认为，有了这两大套学术译丛，和国外同行对起话来，底气都会更足，声音也变得响亮。如今看来，这两套丛书完成您创立时的初衷了吗？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精品系列·第二辑
刘东：可以说，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管窥西方人对中国说了些什么，还可以通过《人文与社会译丛》看穿他们为什么要这些说。实际上，即使天底下只存在我们自己的国学，所谓“中国性”也不会是恒久不变的，因为中华文明的自我意识本身就在缓慢地漂浮着，并且这种漂浮本身也构成了中国主体性的变数之一。然而，海外汉学的存在与发展，特别是中国内地近些年来的汉学热，为“中国性”往常的“自然漂浮”带来了一个定向的推力。因此，这样一种读着“洋书”去认知中国的场景，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带给中国人的最为奇妙的经历之一。人生本来就是一种危险的平衡，学术研究何尝不是这样。所幸的是，我们脚下的这根平衡木，至少还有可能被指望是无限伸延的。如果读这些书能帮我们找到真理，那么真理也只在这种对话过程之中，这个过程诱使我们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去更全面地、多角度地观察一个事物。上书房：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到《同一颗星球丛书》，不同时间开启的丛书工作，是否也与社会思潮、学术研究风气有关？刘东：毫无疑问是这样。学术工作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学者的书房并不封闭，要向当今世界敞开，也要感受当代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对于这些问题的学术回答，又不同于其他行业的回答，它需要学术化的沉潜。正因为这样，我每一套丛书从构思到创作，都不单因为感受到了相应的问题，还更因为问题已经堆积如山。事实上，不光我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和《同一颗星球丛书》是感受到了在如何认识中国自身、如何理解西方理论，和如何面对环境危机方面的严重问题，而且我的《西方日本研究》《艺术与社会译丛》和《大学之思丛书》也同样是感受到了在如何复杂地认识日本、如何应用社会学理解艺术和如何批判性反思高等教育方面的严重问题。上书房：因为这些丛书，有人称您为中国教授中最大的编辑，编辑是个有故事的职业，与您合作过的作者有很多，其中汉学家也特别多，您与他们之间应该有很多故事吧？刘东：编辑当然是个有趣的职业，也包括你所讲的“故事”二字，因为他们会接触各种特定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往往也比较出彩，至少比较有特色，跟他们的交往值得被当成“故事”。比如，沈昌文有一天一大早来我家，一边抱歉说这下“吵醒你了”，一边又讲到了编辑的另一好处，那就是不用付出做学问的辛苦，偏又能最早享受学术的成果，我觉得这确实堪称一大“妙论”，遂也就为此打消了睡意。我既然主编了十几套学术丛书，这方面的“故事”也就讲不完了，所谓“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不过，后来到清华园来恢复国学院，就更觉得沈昌文的“妙论”有意思，比如，王国维当年就曾不断地进行“编辑”，而编着编着也就学有大成了，这更说明编辑不光在明处“付出”，也照样能在暗处“获得”。由此，沿着你所讲的“故事”二字，我还要继续发挥一下，那就是眼下这本《坚守坐拥的书城》，当然也讲述了别人的“故事”，但更主要的还是讲了我自己的“故事”，也即一个人通过读书、编书和写书，在走一条怎样独特的学术道路。上书房：从2009年开始，在清华国学院，您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国学研究。一个前半生都在致力于译介西方前沿理论的人，突然转向了中国的传统研究，很多人对此感到困惑。刘东：一方面，清华国学院并不像别的国学院，它原本就是建立在一所留美预备学校的基础上的。清华国学院导师们的西学素养在那个年代也可以说是领先的，甚至首屈一指的。梁启超和王国维在各自的年代，都属于能最早窥知西学先机的，更不用说另外那三位，即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全都是从哈佛学成归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其实清华国学院所主张的国学，乃是在西学激发下产生出来的，却又能跟西学并长争高的学问，而我所理解和恢复的这种传统，也同样西学研究与国学研究并重，甚至我们建院后开的第一个会议，就围绕着“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展开。无论如何必须明确认识到，当今中国，甚至当今世界，其生命线都系在这两大文明的界面上。上书房：您曾说，中西方的思想家，都必须硬下心肠，拿出勇气和胆力，努力建造一个相对有限的世界体系，提供“人生解决方案”，解释思想的真空所造成的人心惶惑、价值失落、社会崩解、文化失范等对人思想的冲击和当时的意识形态的挑战。在这方面，中西方都做出了怎样的努力，目前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刘东：这番话的确切表述应当是，从孔子所讲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命题出发，也就是从我所主张的“有限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当代思想家只能在这个世俗年代，在接受人类知识有限性的前提下，去提出一个“六合之内”的人生解决方案。而反过来说，一旦背离了这样的思想原则，就会陷入令人绝望的“诸神之争”，从而发生亨廷顿所呼唤的“文明之战”。
「出版对好书要有一份长远情怀」
上书房：作为出版人，您所坚持的文化理想和社会责任感，如果与市场、经营相矛盾的时候，您会怎么做？刘东：我并不是专业出版人，而是介入出版行业比较深，甚至可以说是最深的学者。也正因为这样，尽管我当然也知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或者学术质量和印刷数量，往往会表现得相互矛盾，可说起来也许你难以相信，我从来都不曾考虑过后者。真正需要考虑这些问题的，不是我这种学术丛书的主编，而是实际在主持出版社的专业人士，所以如果他们提出来，哪个选题虽然很有意义，却并不具备市场的可行性，我当然也会尊重他们的意见。可有意思的是，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我还是会持之以恒，向别的出版社继续推荐，而且这些出版社的总编们，也总会往我的办公室跑，这样弄来弄去，我构想的选题也都被接受了，而且，我主编了这么多书，也没见有谁赔得一干二净。总编们一般不跟我讲经济效益，毕竟他们也有一份出版家的长远情怀，也想多出一些真正的好书。上书房：从读书、写书、编书，再到出版，您经手过成百上千本书，在您眼中，什么样的书才算好书？刘东：前几天给博士生们开题，讲到所谓“经典化”的问题，由此牵涉的学理问题，并不像机械领悟“唐诗三百首”或《古文观止》那样简单。由此可知，你提出来的看似简单的问题，恰恰是千古如是的难题。一篇“好文”或一本“好书”，总是被具体的人物，在具体的时空区间，基于具体的价值判断，而作出相应判定的，而这样的背景或标准，偏偏又是因时而异的。正因为这样，被前人经典化了的“好书”，就未必会是后人照搬的“好书”，而被我本人认定的“好书”，也未必会是别人认可的“好书”。可不管怎么样，只有能让你大开眼界的书，对你自己来说才堪称“好书”，尽管随着你本人眼界的扩展，这“好书”又可能显得不怎么好了——那至少也说明你的心智比过去更好了。上书房：这些年我国的图书出版总量每年都在不断增长，但让有些爱书人感到无奈的是，精品书并不多，有时候甚至觉得无书可读。您是否也觉得存在这样的现象？刘东：好书的确不能算多，由此导致我在逛书店的时候，兴奋感越来越稀薄。这里既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既有本土的原因，也有国际的原因，不一而足，却成了共谋。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连翻译过来的好书也变得越来越稀少了，那是不是西方学界的创造力也变得不如以往了？比如，我觉得中国已经走过教育引领出版的阶段了，现在是出版界推动教育界，这既是我游走于两界之间的发现，也是我更热心学术出版的原因。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还是因为“市场”总比较灵活，更容易摸清和顺应人们的阅读心理，从而尽快做出相应的调整，而不至于完全滞后于形势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一家设在大学周围的好书店，要比设在大学里的十个课堂都重要，我们的学生会从它琳琅满目的书架上，甚至从它特定的摆放风格上，得到更多足以跟国际同步的学术信息。而反过来说，要是学者更在意如何填写表格，或更多的奖励与封号，那么，就会越发加重你前边提到的问题——虽说是出版了这么多书，堪称好书的终究越来越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