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的人生有一份“不自由”，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走出他的“书城”。
从少年时广泛的阅读开始，他就走上了一条用书铺成的路：写作《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等专著，他检视中西经验，激活中华文明；编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等丛书，他抱持文化自觉，思考人类未来；推动千余本图书出版，他致力于“再造传统”，求索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
刘东将这个浩荡征程的点点滴滴，收录在他的新书《坚守坐拥的书城》中。在他看来，“坐拥书城”自有它的一番好处。这些厚重的书，能够帮你挡住外面的风，使得无论春夏秋冬，在四壁之间的方丈中，都保持了恒定而安然的温度，这也正如他的人生态度。
「阅读我仍保持“杂食”的状态」
上书房：在清华大学，有这样一个“传说”，您办公室的那盏灯是校园里最后熄灭的。您一般每天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
刘东：我常年保持着夜读的习惯，一般都会到凌晨两三点钟，这也是各种原因共同促成的。从消极的方面来说，白天有很多的无奈杂务，很难完全沉浸想象中，但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夜深人静时精神也更集中，经常会读得很兴奋，甚至有时读到惊出一身大汗来。我的这个工作习惯，很多清华的同学都知道，所以他们才会这么传说。
上书房：您这是真正的沉浸式阅读。刘东：我在刚出版的《前期与后期》的最后一章，利用托尔斯泰的句式写过这样的话：“成功学者的经历都是相似的，而失败的学者各有各的失败。”这里就包括阅读的方式。也就是说，只要还想做一个学者，就只能去这样沉浸式阅读，而且必须调动内生的主动性，跟书本展开对话式的、有点跟它较劲的阅读。你如果只是用手机随便看看，或者只是到网上去冲冲浪，这都绝对不可能成功。这是因为，由此并不能带来心智的成长，更不可能带来阅读的快乐。读书周刊：少年时，不区分题材内容的广泛阅读，为您后来的书籍人生染上了怎样的底色？刘东：这也就是刚刚讲到的“快乐”二字。实际上，我仍保持着看书杂食的状态。上次我在芝加哥跟巫鸿喝酒时，他夫人蔡九迪就曾问过我：无论我们谈到什么话题，你都可以接过来长篇大论，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告诉她，其中的诀窍其实很简单，就是当你开始今天的夜读时，什么书都可以拿来读，却偏偏不读正在研究的。反过来看，现在的孩子小时候都爱读书，后来大多只能看规定的教科书，就把阅读的快乐硬给剥夺了，久而久之就不爱读书了，顶多也只是被迫读些专业书。这就是梁启超当年忧虑的“不悦学”，现在的情况比当时更甚了。但在一段时间之内，我的阅读还是会有重点的，因为你眼下的兴趣就在那里，或者说，因为你痛感自己还不懂这个。在这个拖长了的“寒假”中，我大都在读一些人类学著作，后来给同学们进行网上授课，也经常提到这方面的知识。而此后，我移师浙江大学，要同时兼任社会学系和哲学系的教授，一边开展艺术社会学的项目，一边开展比较美学的项目，对前者要力戒“头痛医头”，务必要讲出“人文”味道；对后者又要破除“空对空”，务必要彰显“社会”向度。
刘东
上书房：在《坚守坐拥的书城》中，您几乎对所有领域的事件发表评论，比如，学术生态、地区研究、中西比较、出版行业、时代心理等，阅读是否让您特别善于发现问题，并调动已有的知识去解决问题？刘东：这是我努力的目标，或者说，顶多只是别人的谬赞罢了。有意思的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自我期许，同样跟幼年时的阅读有关。我当时从《马克思传》中，读到了李卜克内西的一段话，说他（马克思）的头脑就像生火待发的军舰，随时准备驶入任何思想的海洋。我对如此博大的精神状态羡慕不已，不知不觉也就“有样学样”了。后来，又从马克思对小燕妮的回答中，看到了他本人的“人生格言”。所谓“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我干脆就把这话抄下来，贴在自己书桌前的墙上。正是在广泛而深入的阅读中，我们才获得了人类进程中的知识，也看出了这种进程尚有的问题，由此也才生发了想要去揭示它、研究它、解决它的动机，以及足以匹配这种动机的思想能力。也就是说，你的心智是读着读着就长大成熟了。而且，也正是在这种逐渐的成熟中，你自己作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自然会感受到那份成长的快乐。
「写作学问不靠拼命靠长命」
上书房：您曾说写作是件熬人的事，编书、评书也并不轻松，相比之下，写书难熬在哪里？
刘东：这句话是写在《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后记中的，这是我的处女作。任何人要动笔写他的处女作了，由于尚未习惯以写作为生，都难免觉得这是一场“煎熬”。
我在北大、清华带的博士生，一旦面对论文的压力，都要为它空前的难度而受苦，因为论文也是他们的处女作。
因此，我才常常要提醒他们，做学问就像“修道”一样，是一场马拉松。你在攀越中不仅完成了这部作品，而且经历了身体的训练，那么写作逐渐也就不再“煎熬”人了，反而会像我现在这样，简直就像一个“学术动物”，可以一边兴奋地写作，一边享受音乐、美食和散步了。
上书房：您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您曾说要开始自己的“晚期写作”了。“晚期写作”是什么意思？刘东：所有的学者，到晚期，他都有这个紧迫感，比如维特根斯坦。孔子也是到最后，才开始删诗书定礼乐。比较典型的晚期写作是贝多芬，他写了24首钢琴曲，又突然用专业弥撒的曲调去写《第九交响曲》，这一直都是萨义德、阿多诺他们的讨论对象。真正有远大志向的人，会知道我现在这个年纪才是人生最危急的时候，是靠一辈子的苦读才到了现在最精彩的时候。但反过来，上帝不会因为你现在多么志得意满就多给你一天时间，因为苦读，你的视网膜、颈椎、坐骨神经都受了无比的折磨。大学问不靠拼命靠长命。我现在过得战战兢兢，能多工作一段时间就多工作一段时间。上书房：您的专著涉及西方文化、中华文明、社会思潮和学术生态等，您觉得您的作品是否也同样适合大众读者？刘东：我所有的写作都一样，都是向我所属的学术界发言，换言之是预设了我的读者，跟自己一样也是个学者，也都在巡弋现有知识的边界，去尽力发现它的缺失与漏洞，并努力修补，以便共同追求知识的增长，这是大家的“集体事业”，因此我才向他们讲话。此外还要多说一句，既然是身为一个学者，那么毕其一生，就不应再生出别的念想。我们必须把宝贵的生命注入最为钟爱的一项事业中。更何况，我还并非完全不能从中发现一点乐趣。作为学者，我们更要守住这座“坐拥的书城”，既从这里得心应手地运思，也从这里自然而然地传播，以期在很多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逐渐凝聚全社会的共识，从而教育出“经过更新”的下一代，直至日积月累、水滴石穿，汇聚成不再可以逆转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