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在历史上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王朝。因为从中国历史的视角来说，辽给人的印象，往往局限于契丹萧太后，但是在世界历史上，辽朝的影响力则很大，甚至在俄语里面，中国和契丹是一个词汇。
契丹之所以存在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关键在于契丹既有着游牧部族的军事优势，并且在立国之后，兼收并蓄了来自中原和西域的文化。
而契丹的军事和发展，可以用“行逐水草”和“打草谷”来概括。
契丹的起家
契丹族群起源于何时已经很难考据了。有说法认为契丹属于鲜卑的别部，即东胡的一支。契丹最早出现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十六国春秋》曾记载，北燕时期契丹就已经在塞外活动。并且在之后的若干个世纪中，几经浮沉。在10世纪初年，契丹正式建国之前，北齐、隋唐王朝，都曾对鼎盛时期的契丹部族进行讨伐。而契丹部族也多次因为这些王朝的讨伐，而由盛转衰。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契丹人想要发展，除了自身条件优势以外，还要参照一下外部环境。
10世纪初，唐朝灭亡，中原王朝和地方军阀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混战。对于契丹来说，外部再无力量能够压制契丹的崛起，因此契丹族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建立了契丹国。
行逐水草
“行逐水草”，是契丹军事强大的重要保障。《辽史》中曾经这样记载：
“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契丹的传统，是按照马匹数量来衡量一个契丹人的财富。平日里契丹人将马散放在原野上，平日契丹百姓牧马，遇到战争以后，契丹牧民可以第一时间转换成军士，而后牵着自家的马匹。并且，契丹人的生活迁移，是跟随群马迁移，而群马则追逐水草前行。契丹人的生活来源，则依靠射杀动物为生。
根据这段记录不难看出：契丹是一个兵民一体的国家。平日里契丹人的劳作就是狩猎，这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契丹人的骑射能力。这样，契丹朝廷可以不耗费一文钱，就可以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契丹牧民在不脱产的情况下，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
而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兵种。拥有强大的骑兵武装，这一点奠定了契丹军事强大的基础。
甚至直到契丹末代皇帝耶律延禧在位期间，北宋见契丹大势已去，于是派遣宋军趁火打劫进攻契丹，结果依旧被契丹军队击溃，这也说明了契丹即便到了亡国边缘，其军事上，也依旧死而不僵，这些都是“行逐水草”的锻炼所致。
打草谷
契丹立国时间，大约和五代后梁确立是在同一年：即西历907年。之后中原历经五代和北宋的变迁。但是在这期间，除了后周皇帝柴荣在位期间以外，契丹大多时候都可以对中原王朝的军事进行压制。这除了有“行逐水草”养成的强大骑兵支撑之外，还和“打草谷”制度息息相关。
关于“打草谷”，《辽史》这样描述：
“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
即：契丹朝廷不给军队派发粮草，而是派遣骑兵对外进行劫掠，来为部队补充粮饷。这个制度可谓有利有弊。
先说有利之处。其实“打草谷”这种思想，和《孙子兵法》的“因粮于敌”思想切合。《孙子兵法》中认为：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在古代战争中，后方保障影响前线的胜败。如果前线距离后方太远，那么，光是运输方面的费用成本，就足以给朝廷的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因此孙武子认为：真正的用兵高手，可以从敌人手里抢夺粮食，而不拖累本国的财政。“打草谷”算是这种战术的一种实践。
早在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名将李嗣源（后来的后唐明宗皇帝）就曾经对契丹军队的“打草谷”手段忌惮不已。《资治通鉴》中这样记载李嗣源的担忧：
“虏无辎重,吾行必载粮食自随,若平原相遇,虏抄吾粮,吾不战自溃矣。”
这段话的意思：契丹军队没有补给这个现象，而晋军（按：当时是后梁时期，后唐尚未立国，李嗣源属于藩镇晋的大将）行军必须有粮道保障运作。如果契丹军队切断粮道，前线的晋军，只怕也会不战自溃。
李嗣源的担心，在数十年后得到了应验。
北宋初年，宋太宗针对契丹发动“雍熙北伐”。宋朝先后出动了二十多万军队，兵分三路北伐契丹，其中，以曹彬率领的十万北宋精锐为主力，进攻契丹。
当时契丹皇帝耶律贤刚刚去世，新皇帝耶律隆绪是个小儿，大政由萧太后掌管。宋太宗认为契丹此时主少国疑，正是一鼓作气灭掉契丹的好机会。不曾想，萧太后很快稳定了契丹内政，并且萧太后派遣大将耶律休哥率领三万契丹军队迎战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