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争是清朝时期中西价值观念冲突的一个典型例子，它始于1611年，至1723年止，长达100多年。最后拖至罗马教廷传信部决定收回以往禁令（即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的1939年方告结束。
争论与攻击主要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前期争论。在耶稣会内部出现。1633年，在华耶稣会作出决定，沿用利玛窦的作法，允许自由采用译名，允许中国教徒保留传统礼仪。
第二阶段：天主教其他会派对耶稣会的攻击。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在颁布禁令，禁止中国礼仪。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又规定，祀孔和祭祖的礼仪若属于社会礼仪，准寻中国教徒举行。1669年，圣职部 “声明上述两项部令同时有效，后者并不废除前者。按照实地情形看，事件和哪项部令中所说的相合，即执行该项命令。”
第三阶段：罗马教廷和中国康熙皇帝介入。礼仪之争由文化冲突变为争夺教会权力和世俗利益的政治斗争。1704年和1715年，罗马教皇先后发布通告，判定中国礼仪为异端，应加以严厉禁止。并派多罗和嘉乐先后出使中国，宣布教皇禁令。
康熙起先对多罗多次召见，优礼相待，并向他阐明中国不能放弃传统的礼仪。1707年1月25日，多罗在南京宣布教皇禁令，要求在华传教士一体遵行，此举激怒康熙。康熙帝一面下令把中国的传教士一律领票传教，并要声明遵守利玛窦的成规；一面派人把多罗驱逐到澳门，交由葡萄牙澳门总督看管。
引起礼仪之争有其特有的原因：直接原因是中西双方在敬天祀礼上的对立；而深层原因也是各国、各派在传教权上的斗争。康熙帝之所以坚决回击，在于教皇禁令干预了中国内政，冒犯了皇帝尊严，对至高无上的皇权提出了挑战。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大事，礼仪之争的影响深远：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受到严厉禁止，传教由合法趋向于“非法”，导致百年禁教和中西交流的中断。礼仪之争的实际意义，在于它捍卫了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独立。康熙既不盲目“排外”与“闭关自守”，也不拜倒在西洋人的脚下，较好地掌握了外交上的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