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出海好，还是靠港的时候好？”我问Rudi。
“这里比较好。在海上，只能看海，陪你的只有鱼。在这里的话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女生，海上没有女生，只能找鱼抓鱼，没有美人鱼。”
大家都笑了起来。
Rudi抓抓自然卷的头发，拿了顶帽子戴在头上，说要和我们合影。合完影，伴随着印尼歌曲，我们向Rudi和Indra告别。
“Sampai jumpa（再见）。”我们跳下渔船。
“阿里嘎多。”Rudi又给了我们一个灿烂的笑容，随即爬上船的高处乘凉。三
我们一艘船一艘船看过去，有一艘船的船沿摆着很多大石块，一群印尼渔工在船内聊天。
“Mas（先生），这艘船是抓什么的？”
“红珊瑚。”
“可以看看吗？”
“Ayo ayo ayo（来吧来吧来吧）。”
两名印尼渔工热情地招呼我们。“刚刚看到姐姐在那边拍照。”他们指着Rudi和Indra的船。
“你们也是LG（境外渔工）吗？”
“不是，我们是正式的。”
“正式的”即是境内渔工，相比境外渔工，他们不会去远洋；境内渔工有法令保护，工作合约一般是3年，有劳工保险和健康保险，基本薪资是每个月23800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5644元）。
每一个去台湾工作的外籍劳工，都会依照工作的不同被印尼中介收取不同金额的中介费，来到台湾后以债务的形式从每个月的薪资里扣除。
除此之外，台湾本地的中介还会收取3年共计6万元新台币的“中介服务费”。所以渔工到手的薪资往往低于23800元新台币的基本工资，除非老板发放奖金。
“珊瑚要怎么捕？”
名叫Wanto和Awin的两名印尼渔工为我们比划起来。“这个石头有5公斤、7公斤，一个绳子通常拉3块石头，一个人6块石头，我们丢下去，差不多5~15分钟，再拉起来。浪越大，越快拉起来。”
Wanto和Awin说如果出港作业，一般早上6点出港，晚上回来，最短在海上待4天，最长则要两个礼拜。不过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出港了，因为就算捕捞到珊瑚，也因为“封锁（Lockdown）”而无法卖出去，现在都只能领半薪。
学得快的人，会说简单的汉语，如“快点”“慢点”“一点点”“很多”，甚至还有“阿弥陀佛”，基本都是工作时会用到的词语或句子。
但就像刚才Indra和我们说的，船上的话和陆地上的话不一样，渔工因为语言不通，遇到问题时，很多时候都无能为力，也很难和当地人建立关系。
Awin突然问我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只是走走，好奇你们的生活。”
“自己知道啦，渔工，苦啦，很难。”他笑笑。
“什么事情比较困难？”
“自己知道啦，在这边的人。跟老板聊吧，那个，老板。”他向我们的后方示意，整艘船也突然安静了起来，Wanto和Awin各自散开去到船后方。
我们回头，一个健壮的老人光着膀子，理着板寸头，头发雪白。
老人姓李，今年已经60多岁了，他十几岁就开始出海捕鱼，一做就是四十几年。以前用的是小船，后来船越来越大，也越开越远。
“后来里面的鱼就剩下一点点啦，大一点的船就往外面去抓。”李老板指着珊瑚船旁边的船，“那艘是我的。”
李老板的船用的也是延绳钓，有什么鱼就抓什么鱼，一次出海也要两个多月，算是出海比较久的，能够聘请境外渔工；而近海捕捞的船只则不能聘请境外渔工。李老板原本有6个境外渔工，但现在一个工人也没有，他说抓那么多年也会累，现在正好休息休息。
倒也不完全是为了休息，他说原来的工人不好用，就全部辞掉了。但因为疫情，新的工人又进不来。根据台湾当局的规定，入境的外籍劳工都要先隔离14天。
这对李老板来说，是相当不划算的。因为境外渔工进港15天内，就必须出港。然而，光是隔离就花去14天，如果这个渔工“不好用”，让他回去，他还是白白花了14天的钱。
“那你不是好几个月没出海了？”我问。
“对啊，我船员不好用，我都给他回去了，他们也可以换船啊，但必须是去远洋的船上。等SARS过去（李老板将新冠肺炎认知为SARS），我再找新的工人，手续办一办就好了。”
辞掉的渔工去了哪里？是不是债务还没还完就被送回去了？这些我没问李老板，也许这也不是他所关心的。李老板很快就要抱孙子了，“抱孙子就高兴了”。
他告诉我们，南方澳这里有六成都是印尼渔工，四成是菲律宾渔工。像他这个年纪还在捕鱼的，已经很少了，基本都退休了。而年轻人又不愿意继承渔船，普通船员的工作更是没有本地人肯做，而且本地人的薪资也高，聘请外籍劳工既补充劳动力，又省钱。
李老板说，以前请当地的人话，扣除成本，剩下的钱老板领一半，另一半则由船员平分。现在船主聘请一个境内渔工，成本约莫是3万元新台币，而一个境外渔工，大概是2万多元新台币，大陆技术渔工，薪水则大约4万~5万元新台币，“他们一个就能请两个外劳”。
“外劳也很辛苦啦。”
“他过来就是要勤快，不勤快谁要。”
告别李老板，我们继续沿着港岸走。此时夜色已起，凉风徐徐，渔港也暂时休息了。凌晨两三点，这里会再次热闹起来，出去的船只、进来的渔获，讨海的人，晚上是白天。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