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希。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渺
金希的视力不好，但他读书不少。
这位毕业于宁波大学法学院的年轻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拿到律师资格。如今，他还在攻读美国雪城大学的法学硕士、中国台湾东吴大学法学博士。
其实，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的视线中只有一点模糊的光亮。他患有“先天性视力障碍”，6岁时已经分辨不出气球的颜色。但他坚持在普通学校就读，直到参加高考。
2020年全国高考，共有5名全盲考生用盲文试卷参加考试。按照高考合理便利的规定，视障考生的考试总时长延长50%，没有加分待遇。
而更多有视力障碍的人，并没有走进高考考场。作为曾经的“视障考生”，金希多年来一直在为残障群体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超过600人得到过他的帮助。视障者找他，有些是因为无法通过保险公司的核准，有些是无法提供亲笔签名、无法写出知情同意条款，被银行拒绝办理业务。
最近几个月，金希加入了一个公益组织，帮视障群体找工作。
他在网上发布语音公开课，分享自己的经历，给求助者打电话、发微信，帮他们规划职业生涯。
找到这个公益组织的人，有的从小在盲校就读，如今大学毕业，面临就业问题。有的试图考研，考了3年没考上，想先尝试就业，同时兼顾升学。有的人大学毕业后，已经在医院工作了几年，生活稳定，但“想多一些探索和突破”。还有人曾经视力较好，后来病情恶化，待业在家，想重新寻找生活方向。
“不少视障者觉得将来只能做按摩，但他们的人生其实有很多可能性。”金希感慨地说。
刘聪后天失明，做了8年按摩师，一直想寻找其他工作，“很困难”。2016年，刘聪参加一个公益组织的培训，恰好金希在给这个组织做法律咨询，两人住同一间宿舍。
刘聪说金希“干练”，说要做什么就一定会去做。他与金希聊过残障者多元就业的话题，问他“有没有工作机会”，金希介绍了一家残障公益组织。最终，刘聪得到了一份文案编辑的工作。
在残障者的圈子里，金希“很有名”，听他说过“有事就联系我”的人很多，包括同样想从事法律工作的残障者、公益人士、普通大学毕业生等。
求助过金希的白燕（化名）今年大学毕业。她学心理学，刚在广西参加完教师资格证考试，通过了笔试、面试各项考核。
因新冠肺炎疫情，学校要求她在生源地重庆认定教师资格。白燕的视力只有0.02，但在她看来，视力不好并不代表自己不能胜任相关教学工作。就算去不了普通学校，她也愿意去盲校从事盲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据她所知，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就有5名盲人老师在教学岗位。
“学生时代还挺迷茫的，不知道未来能做什么，小时候喜欢音乐，但是老师告诉我这个梦想不现实。”白燕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和白燕一样因就业体检不合格来向金希咨询的人不少，其中最知名的，是浙江省第一个用盲文参加普通高考的郑荣权。2019年，郑荣权报考南京盲校的教师岗位，笔试面试都高分通过，卡在体检环节。通过朋友介绍，郑荣权曾拨通金希的电话咨询他的建议。
金希从未在盲校就读。上学时，他支棱着耳朵听老师讲的每个字，生怕漏掉一句话。对他来说，黑板上的字起初很模糊，眯起眼才能辨认。到了高中，书本上的文字成了一只只小蚂蚁，在光团里爬来爬去，他趴在桌上也看不清了。写作业时他得把脸贴到纸上，常常蹭得满脸墨迹。
视力用了十五六年彻底远离他，最终只剩一团微弱的光。但这没能成为他的障碍，他上学、备考、读研、当律师。
他记得小时候，有时实在看不清板书，就请老师再念一遍。同桌也会帮他，给他念字，他“感谢老师和同学们”。
每逢考试，他随身携带放大镜。中考时他一边举着放大镜，一边涂答题卡，监考老师主动过来帮他涂。
“当时我觉得非常感动。”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在那个时代，其实人们还没有所谓的‘合理便利’这种权利的理念，只是基于非常朴素的、人性当中的正义感，能够作出这样的选择。保障残障人士权利的制度，建立还需要时间，但是建立这种制度的人性的基础，是一直存在的。”
如今在中国，视障考生可以使用大字号试卷和答题卡，允许携带盲文笔、盲文打字机、光学放大镜等辅助器具或设备。
2007年6月，金希坐在单独的高考考场里，监考老师帮他读题。
整张英语试卷对他来说都相当于听力，数学几乎全仰仗心算。尽管他平时成绩很好，仍然紧张到冒汗。接近全盲的他用尺子卡住答题纸，一行一行写下自己根本看不清楚的答案，生怕“重叠或串行”。
他最终被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法律系录取，两年后通过宁波大学“2+2”考试，转入宁波大学法学院。2010年，他以专人读题的方式参加司法考试，拿到441的高分并通过，同年作为全年级第一，被保送成为宁波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如今，他还在求学路上。
雪城大学和东吴大学，都有专门的残障服务办公室，学校会制订整套残障学生学习计划，课后去教授的办公室，能拿到课件。学校还给他提供了专门的学术助理。
金希了解到，不仅是大学，当地的中小学，也会给残障学生提供这样的“融合教育”便利。
这让他想起在国内筹备司法考试时，音频课程他可以听，纸质版的真题，会有同学帮他念。当时，学院专门为他组织了一个志愿者小组，同学自发报名，排着班来协助他。
“很多时候，我们会为好人而感动，我有感恩的心。但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每个人就不用生活在一个等候好人随机出现的世界中，无论遇到的是好人还是普通人，你的权利都可以得到保障。”
金希刚去雪城大学的时候，也曾对残障服务办公室的老师充满感激，对方反而觉得奇怪，“这只是工作而已”。
“中国这几年在融合教育上的步子迈得还是挺大的。”金希回忆这些年感受到的变化。十几年前，除了他这样比较特殊的个案，大部分视障学生只能参加单考单招。盲文试卷的高考在近几年开始普及，“高考是一个指挥棒”，很多考试都开始效仿，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研究生招生考试，也都出现了盲文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