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眼睛看不见,但高分通过司法考试,当上律师还读博士,专为残障群体提供法律咨询

2020-07-22 07:00:16 作者: 他眼睛看不见

金希。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渺

金希的视力不好,但他读书不少。

这位毕业于宁波大学法学院的年轻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拿到律师资格。如今,他还在攻读美国雪城大学的法学硕士、中国台湾东吴大学法学博士。

其实,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的视线中只有一点模糊的光亮。他患有“先天性视力障碍”,6岁时已经分辨不出气球的颜色。但他坚持在普通学校就读,直到参加高考。

2020年全国高考,共有5名全盲考生用盲文试卷参加考试。按照高考合理便利的规定,视障考生的考试总时长延长50%,没有加分待遇。

而更多有视力障碍的人,并没有走进高考考场。作为曾经的“视障考生”,金希多年来一直在为残障群体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超过600人得到过他的帮助。视障者找他,有些是因为无法通过保险公司的核准,有些是无法提供亲笔签名、无法写出知情同意条款,被银行拒绝办理业务。

最近几个月,金希加入了一个公益组织,帮视障群体找工作。

他在网上发布语音公开课,分享自己的经历,给求助者打电话、发微信,帮他们规划职业生涯。

找到这个公益组织的人,有的从小在盲校就读,如今大学毕业,面临就业问题。有的试图考研,考了3年没考上,想先尝试就业,同时兼顾升学。有的人大学毕业后,已经在医院工作了几年,生活稳定,但“想多一些探索和突破”。还有人曾经视力较好,后来病情恶化,待业在家,想重新寻找生活方向。

“不少视障者觉得将来只能做按摩,但他们的人生其实有很多可能性。”金希感慨地说。

刘聪后天失明,做了8年按摩师,一直想寻找其他工作,“很困难”。2016年,刘聪参加一个公益组织的培训,恰好金希在给这个组织做法律咨询,两人住同一间宿舍。

刘聪说金希“干练”,说要做什么就一定会去做。他与金希聊过残障者多元就业的话题,问他“有没有工作机会”,金希介绍了一家残障公益组织。最终,刘聪得到了一份文案编辑的工作。

在残障者的圈子里,金希“很有名”,听他说过“有事就联系我”的人很多,包括同样想从事法律工作的残障者、公益人士、普通大学毕业生等。

求助过金希的白燕(化名)今年大学毕业。她学心理学,刚在广西参加完教师资格证考试,通过了笔试、面试各项考核。

因新冠肺炎疫情,学校要求她在生源地重庆认定教师资格。白燕的视力只有0.02,但在她看来,视力不好并不代表自己不能胜任相关教学工作。就算去不了普通学校,她也愿意去盲校从事盲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据她所知,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就有5名盲人老师在教学岗位。

“学生时代还挺迷茫的,不知道未来能做什么,小时候喜欢音乐,但是老师告诉我这个梦想不现实。”白燕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和白燕一样因就业体检不合格来向金希咨询的人不少,其中最知名的,是浙江省第一个用盲文参加普通高考的郑荣权。2019年,郑荣权报考南京盲校的教师岗位,笔试面试都高分通过,卡在体检环节。通过朋友介绍,郑荣权曾拨通金希的电话咨询他的建议。

金希从未在盲校就读。上学时,他支棱着耳朵听老师讲的每个字,生怕漏掉一句话。对他来说,黑板上的字起初很模糊,眯起眼才能辨认。到了高中,书本上的文字成了一只只小蚂蚁,在光团里爬来爬去,他趴在桌上也看不清了。写作业时他得把脸贴到纸上,常常蹭得满脸墨迹。

视力用了十五六年彻底远离他,最终只剩一团微弱的光。但这没能成为他的障碍,他上学、备考、读研、当律师。

他记得小时候,有时实在看不清板书,就请老师再念一遍。同桌也会帮他,给他念字,他“感谢老师和同学们”。

每逢考试,他随身携带放大镜。中考时他一边举着放大镜,一边涂答题卡,监考老师主动过来帮他涂。

“当时我觉得非常感动。”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在那个时代,其实人们还没有所谓的‘合理便利’这种权利的理念,只是基于非常朴素的、人性当中的正义感,能够作出这样的选择。保障残障人士权利的制度,建立还需要时间,但是建立这种制度的人性的基础,是一直存在的。”

如今在中国,视障考生可以使用大字号试卷和答题卡,允许携带盲文笔、盲文打字机、光学放大镜等辅助器具或设备。

2007年6月,金希坐在单独的高考考场里,监考老师帮他读题。

整张英语试卷对他来说都相当于听力,数学几乎全仰仗心算。尽管他平时成绩很好,仍然紧张到冒汗。接近全盲的他用尺子卡住答题纸,一行一行写下自己根本看不清楚的答案,生怕“重叠或串行”。

他最终被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法律系录取,两年后通过宁波大学“2+2”考试,转入宁波大学法学院。2010年,他以专人读题的方式参加司法考试,拿到441的高分并通过,同年作为全年级第一,被保送成为宁波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如今,他还在求学路上。

雪城大学和东吴大学,都有专门的残障服务办公室,学校会制订整套残障学生学习计划,课后去教授的办公室,能拿到课件。学校还给他提供了专门的学术助理。

金希了解到,不仅是大学,当地的中小学,也会给残障学生提供这样的“融合教育”便利。

这让他想起在国内筹备司法考试时,音频课程他可以听,纸质版的真题,会有同学帮他念。当时,学院专门为他组织了一个志愿者小组,同学自发报名,排着班来协助他。

“很多时候,我们会为好人而感动,我有感恩的心。但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每个人就不用生活在一个等候好人随机出现的世界中,无论遇到的是好人还是普通人,你的权利都可以得到保障。”

金希刚去雪城大学的时候,也曾对残障服务办公室的老师充满感激,对方反而觉得奇怪,“这只是工作而已”。

“中国这几年在融合教育上的步子迈得还是挺大的。”金希回忆这些年感受到的变化。十几年前,除了他这样比较特殊的个案,大部分视障学生只能参加单考单招。盲文试卷的高考在近几年开始普及,“高考是一个指挥棒”,很多考试都开始效仿,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研究生招生考试,也都出现了盲文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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