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种试图彻底翻转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现状的想法是很难实行的，也可能造成新的、更严酷、更广泛的不平等。真正可行的是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改革社会分配制度，完善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公共支持体系，为农家子弟提供适切的教育教学模式。这是促进教育公平、通畅农家子弟向上流动之路的根本所在。下面结合笔者博士论文期间的田野观察，就改进公共教育体系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首先，完善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学校的政策。
近些年，不断有研究者证实高中教育对教育平等和社会分层的重要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春玲认为，中等教育的城乡不平等是教育分层的关键所在, 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的城乡机会不平等持续扩大, 而这是导致农村子弟上大学相对机会下降的源头。要提升农家子女上大学的机会，促进城乡教育均等，“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
社会和学界对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呼声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实行优质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
在这一背景下，各省的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学校的政策应运而生，但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比如，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王世岳副教授及其合作者发现，以低分进入优质高中的学生会因为从“鸡头”到“凤尾”的转变而挫伤学习积极性。2016年，笔者为准备博士论文，曾于皖北一所重点高中，观察11位从农村初中通过“指标到校”政策录取到市里重点高中的学生的学习情况。结果发现，有4位学生在11至12月间，因学业上的不适应而选择退学，主要原因是家境的落差以及自己“基础差”“听不懂课”。
显然，为一些低分农家子弟提供进入优质高中的机会只是这项政策的起点。如果没有后续的适切支持，这些低分农家子弟很难在重点高中站稳脚跟，这项政策也很难达成预期成效。
其次，为农家子弟提供及时激励且鼓励全面发展的教育教学模式。
适切的教育教学模式对农家子弟的成长至关重要。中国的高考制度虽然饱受诟病，以分数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也存在诸多弊端，但对底层农家子弟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意义却不容小觑。一次又一次的考试尽管滋生了长久的焦虑，但也提供了持续的及时反馈和激励，源源不断地为农家子弟子弟的学校生活提供尊严、骄傲和意义。以极端苦修为突出特色的“教育工厂”式教育模式，是底层不得已的一种“自救行动”，它的出现满足了底层学生苦读以出人头地的现实需求。
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学校文化所崇尚的苦修，教学模式中从头到教的严苛，对考试成绩的极端重视，使成绩与学生身份高度相关，常常以农家子弟必然、彻底的片面发展为特征和代价。不仅如此，那些农家子弟的父母也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深度参与了这样一场残酷竞争。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范云霞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在近期的研究中关注了“陪读母亲”这一特殊群体，她们指出：“陪读这一行动也是中国劳动阶层母亲为争取子女教育成功所做出的能动的、理性的行动策略。”但这样一种从个体到家庭的苦修是非常脆弱的，也会给那些农家子弟未来的学校生活、甚至整个一生埋下隐忧。
对于农家子弟而言，一个好的教育教学模式和文化氛围绝非地狱般残酷的军营。说到底，农家子弟绝非只能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取得成功。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强调：“教师不是简单地从事训练一个人，而是从事于适当地社会生活的形成。”与其说农家子弟需要一种及时激励的教育模式，不如说他们的成长依赖于一种能够给予他们信心和成就感的关系结构，一种能够接纳和释放他们创造性的联合生活，一种不只追逐分数、也激励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氛围。
这需要在具体的教育教学情境中，有用心的教育者，愿意花费心力去促成一种更加富有教益的联合生活，引领农家子弟超越家庭境遇对个人的局限，不仅激励他们学业上的成就，也为他们心灵的成长和潜能的发挥创造良好的平台和机缘。
第三，为进入大学之门的农家子弟提供适切的支持和联合生活平台。
步入不以成绩论英雄的大学之门之后，尽管每个学生都要经历一段并不容易的适应历程，但这个历程对农家子弟而言尤为艰难。人们大多注意到了他们外在的学业成功，却不清楚他们在象牙塔之中的挣扎。在逐级跨越学业阶梯的过程中，他们生发出了一个复杂的、以“农村出身”为中心的情感结构，身心难得自如。与此同时，失去了成绩庇护的农家子弟迫切需要维护自尊，并在大学生活的其他领域重新找回自信。他们要想在大学生活中不仅仅成为“读书的料”，就必须重新融入到另一种文化氛围，不断学习另外一种生存方式，转换生存心态。这种自我重塑关系到他们能否在大学中获得成就感和自信心，重新获得如鱼得水的感觉。
农家子弟的创造性生存和自我重塑高度依赖一种能够支持他们展示和发掘自己才能的联合生活平台。只有他们在不断累积成就感的过程中真正自信起来，才能够突破内心的枷锁，天性得到解放，身心逐渐自如，不断超越曾经的自己。这是个体的涅槃，需要高校为农家子弟的成长提供适切的帮助和引导，也高度依赖健全的社会支持体系。
结语：堵上漏洞，持续变革
总的来说，“读书的料”的向上流动之旅暗礁遍布，凸显了农家子弟对强有力的公共支持体系的依赖。
从长期来看，畅通农家子弟向上流动之路需要全面提升农村公共教育体系的质量，也有赖于农村社会活力的重新焕发，以至于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在家庭、社会、国家发生某种结构性的病变，尤其是权力和资本侵蚀公共教育体系之时，农家子弟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之路显得异常脆弱，他们的命运也如飘摇的浮萍。
正如社会学家谢宇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社会虽然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但其依然稳定的重要条件是“一般的劳动人民有流向更高的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农家子弟能否向上流动，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衡量社会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一个开放的社会应当使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堵上那些危及这种可能性的漏洞，并在持续的变革中不断完善各项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如果教育很难改变命运，文凭在面对经济资本和社会权力时，真的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言，成了“一个疲软的通货”，通过教育向上流动这条大路便只能沦为一条狭窄而泥泞的小路。如此，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农家子弟“选择”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