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3日晚，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镇，一间出租房内，一名高三学生在挑灯夜读。这里的毛坦厂中学，常年在校生规模高达25000人，被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人民视觉 资料图“读书的料”是我国民间、特别是农村地区，对那些可教、聪慧，日后很可能出人头地、前途无量的孩子的称呼。而那些难教、愚笨，不太可能有什么光明未来的孩子，则被称作“榆木疙瘩”。
这两个村落里常常出现的隐喻像极了宿命论的说法：有些人天生是“读书的料”，有些人天生是“榆木疙瘩”。在这种文化情境里，学业早期就绽放出特别学习能力的孩子显得格外醒目。而学业早期成绩落后的孩子，则很容易失去父母的偏爱和村落的公共支持。慢慢的，父母期待的目光就从学校散落进了庄稼地里。
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读书的料”是天生如此还是一种社会建构？本文尝试以改革开放以来农家子弟的求学历程为论题，反思“读书的料”这一日常隐喻潜藏的社会和文化意蕴，并就如何通畅农家子弟的向上流动之路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不同阶层视野中的“读书的料”
“读书的料”的隐喻表明了人们自身质料与命运之间的某种关联，但“命”即便是“天之令”，也总与运相连。人们纵然资质再不相同，命也总是“运转”出来的。教育显然是各阶层共通的运转命运之法。
但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运作命运的资源有着天壤之别。一般而言，中产阶层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更持久，给予孩子的等待时间也更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熊易寒教授指出：“对于中产阶层而言，进一步上升非常困难，但下降非常容易，这使得他们充满了不安全感”。因此，他们全面进入“抢跑游戏”，“他们的孩子因此成了中国学业压力最大的一群孩子”。无论天资如何，中产阶层家长都会倾其全力于子女教育，为将其塑造为新一代中产殚精竭虑。
终究，在外力的裹挟下，中产阶层的孩子大都走上了通过教育延续父辈命运、成为新中产的道路。中产阶层父母可能会精细地鉴别孩子的兴趣，挖掘孩子的潜能，却很少会去区分孩子是否是读书这块料。对他们而言，自己的孩子不仅是“读书的料”，而且是“读书的命”，子女接受良好教育是防止经济社会地位下滑的必要投资。
相较之下，村落里生活的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孩子是否是“读书的料”格外敏感。一旦孩子在学业早期成绩比较好，父母心里就升起了孩子是“读书的料”的愿景，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学。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少父母还会选择将孩子送到区县教学质量更好的公立或者私立学校，交更贵的学费，承担更多的生活费，忍受与孩子情感的分离，期望孩子真的是那块料。如若一个农家子弟没有在学业早期被鉴别为“读书的料”，那么父母很可能就不太会对他/她抱有太高的学业期望，支撑这个孩子沿着教育阶梯不断向上攀爬的意志也就日益稀薄。
对普通的农村家庭而言，家庭持续的教育投入能力相当有限，容子女慌张、犹豫踟蹰的时光也总是短促的，很难拥有支持孩子学业上“浪子回头”所依赖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这样，越是贫困的家庭，越需要及早确证孩子是不是“读书的料”。村落里许多孩子的潜能毫无疑问的被浪费了，没有经过等待就枯萎了。
风雨飘摇的求学旅程
对农家子弟而言，读书改变命运被视为“正途”，但却绝非坦途。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51.6%。但另一方面，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状况依然严重，“寒门难出贵子”的讨论一直在持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春玲的研究表明：“80后”群体中，城里人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村人的4倍，城里人接受高级中等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的4.7倍。
从空间上看，有志于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的求学历程是以家庭为中心，从村庄、县城、小城市到大城市一圈圈向外扩展的波纹型变动。从时间上看，他们的求学历程也是一次次从家返校、从校返家的候鸟式流动。农家子弟必须精准进入相应等级的学校，才较有可能越过一个个学业阶段，进入精英大学。在任何一个阶段，一旦出现某些意想不到的危机，无论是社会、家庭，还是学校生活中的，他们都很有可能在这条风雨飘摇的求学旅程中掉队。这是一场漫长的如同漏斗般的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之旅，充满了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
“读书的料”不大可能是一个稳固的地位群体，它固然是对天资的一种确证，但高度依赖具体情境。农家父母终究耗不起，难以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去让他“出落”成“读书的料”。那些没有适时崭露头角，得不到家庭足够支持和等待的孩子，就很可能被埋没，既不被他人认可为“读书的料”，也逐渐认为自己的确不是那块料。大量农家子弟的潜能被埋没了，只能延续父辈的命运。他们并非不是“读书的料”，但最终却与“读书的料”所走的道路渐行渐远。
说到底，“读书的料”并非天生如此，而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地位群体，是文化生产或者说社会建构的结果。历经漫长的攀爬、取得高学业成就的“读书的料”只是种种机缘下的幸运儿，还有太多因家庭经济困窘、教育资源匮乏、没有足够的等待和支持而被埋没的“读书的料”，何况还有山东冠县农家女陈春秀这样因权力的放肆而让寒窗苦读成为泡影的“读书的料”。
长期不平衡的城乡二元体制、区域发展差异和不同的教育模式，不只是我们生活的外部框架，而是真实刻印在了我们的身体、情感、思维和话语实践之中。一部分人的发展已经从这种制度中获益，但那些被埋没的“读书的料”却用一生背负了制度之重。
制度该如何呵护那些“读书的料”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康永久教授指出：“教育制度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美国经济学家鲍尔斯（Samuel Bowels）曾提到一个异常激进的观点：“如果教育要弥补由于财产和特权的继承而造成的社会阶级的固定化，那么教育就必须为了使儿童的社会阶级背景和他所受教育的质与量之间产生反面的关系而加以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