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惧怕黎明，一旦在黎明醒来，将无所适从，但只要天亮开，阳光照进来，我心里就敞亮了。我是如此喜爱阳光。而此书，我想讲述一个贫穷的乡村少年，成长为军旅作家的坎坷之途；我想表达的主旨是：无论世事多么艰难，终有阳光，透过云雾，照耀人间。《向阳生长》书名随之诞生。
在《向阳生长》里，我原本要写一位伟大的父亲，但写着写着，“养父”聋二的形象更丰满，他成为主角。这也是小说创作的魅力，它有着作家自己都无法控制的东西。它最终的走向，连作家自己都无法预测，甚至可能与作家的初衷完全背离。
回到童年，回归故乡，抒写我家族过去的光荣与苦痛，也抒写我们当下的生存景况与梦想。人，有时就这么怪，当初，我那么痛下决心，要逃离那片贫瘠的土地，等真的离开后，却又如此想她恋她，常常梦回故里。
创作过程，断断续续，历时六年。我不知道，一件事让一个人坚持六年，需要怎样的毅力。我敢肯定地说，光有对文字的热爱是不够的，光有毅力，没有灵感的闪现，同样无法坚持。我这里所说的“灵感”，是那片红土地上游荡着的不逝的“魂”，它总在我最艰难之时，飘然而至。
与《枪炮与玫瑰》不一样，这次，我没有写纯粹的战争，我把战争、军营当作背景，直面生我养我的故乡。
现今的中国文坛，乡土文学已日渐凋敝，或者说不受待见，但对马尔克斯和莫言作品的阅读，坚定了我抒写乡土的决心，也启发我回到童年。苏童最近在一篇《创作，我们为什么要拜访童年》的文章中写道：“这些优秀的作家往往沉溺于一种奇特的创作思维，不从现实出发，而是从过去出发，从童年出发。不能说这些作家不相信现实，他们只是回头一望，带领着大批的读者一脚跨过了现实，一起去暗处寻找，试图带领读者在一个最不可能的空间里抵达生活的真相。”我选择从童年出发，意图即如此，我企图到达事实的真相。
尽管《向阳生长》才出版，已有不少读者对小说里的某些细节提出疑问：许多场景描写得那么细腻，让读者感同身受，那是不是作者的真实体验？主人公杨向阳，是不是作者本人。面对读者提出的问题，我想起法国批评家圣伯夫，他认为，作家生活的某些细节，能用来解析作家的秘密。他的这一观点，自然有他的道理，但在我看来，过于绝对。“文如其人”的说法，只是相对的，事实上，一个作家选取某个故事，即便他选取的是现实中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他脑子里成长、发酵，经过他孤独辛苦地创作，最后，他奉献给读者的，并不完全是当初的故事，而是其内心生活的分泌物。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就指出，作家要大胆地撒谎，但谎言中要有“真实”存地。
关于小说作品与作者的关系，我认为，米兰·昆德拉的观点更为准确。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而是存在的勘探者。”小说创作，以生活为原点，但绝不是照搬生活。它以种子的形式，埋藏在作家心里，最后，它盛开成一朵花，或者长成一棵树，比如《向阳生长》。她不是当初在我脑海里最初的样子，她存在虚构，不过，那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虚构，不是谎言。《向阳生长》虽不能说完全真实，但绝对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