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的几步错棋:咸丰帝遗嘱政治隐患极大

2020-08-15 12:42:02 作者: 晚清政府的几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内忧外患,民族矛盾越加严重,阶级矛盾也日益激化。清政府国力日益不足,形成了西强东弱的客观形势。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治体制竟一波三折,引发一系列错误,更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趋紧张,多重矛盾交织,形成了积贫积弱的恶性循环。

  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处置不当,咸丰皇帝被迫跑到承德避暑山庄,最后死在北京故宫之外。在继承人问题上,咸丰帝的遗嘱留下了很大的政治隐患。他一方面考虑到皇后无子,贵妃幼子继承大统,将会出现皇后与母后专政间的矛盾,他设想出一个八大臣赞襄、两宫皇太后各执一印(皇后用“御赏”印、那拉氏代载淳用“同道堂”印)的政治体制,以求达到互相牵制的效果,这是咸丰帝死前的精心安排。谁曾想到,他将六弟奕訢排除在体制之外,使之不能参与朝政,这就开启了政局不稳的先兆。

  咸丰帝死后,肃顺等赞襄王大臣深知身为皇子生母的西宫那拉氏潜在的政治危险,就采取了“抑西扬东”的策略,从礼仪封号上先后为东宫、西宫封号,以示嫡、庶之别,通过对西宫的贬抑,以图分化两宫皇太后。迫于情势,西宫慈禧太后不仅主动拉拢东宫慈安太后,还联合此时在京师与英法联军谈和的恭亲王奕訢,内外联手,最后除掉了肃顺等八大臣,不仅使双方生命得以保全,而且政治生命也得以延续。同治初年,奕訢以议政王名分主持朝政,实握相权。慈禧太后实握帝权,把持朝政,出现了帝、相、后并存的政体,这种以太后之尊听政的慈禧慈安两太后、年少软弱的载淳帝、主持日常工作的奕訢等王大臣之间构建的三角政治格局,既有临时稳定的因素,从长远看又使清廷最高层具有一种不稳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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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和奕訢之间在达成某种默契的同时,也潜伏着一种难以消除的权力矛盾。直至1865年,慈禧太后以奕訢不守礼仪之名,取消议政王名号,收回了相权。1881年,慈安太后暴崩,慈禧太后得以一宫“垂帘”,独揽朝政。为进一步去除绊脚石,在1884年中法战争酣战之际,慈禧太后以奕訢用人不力为名将其逐出军机处,重新改组军机处。没有了任何制约和牵制的慈禧太后更加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内政外交更加腐败。

  1889年,光绪帝大婚,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成了外国人眼中的“国家元首”,但名不符实,实际权力仍然掌控在慈禧太后手中,这样就形成了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且矛盾重重。慈禧太后恼于光绪帝借维新之名行夺权之实,欲将其废弑,并根除维新派。后来,更传言西方列强欲迎光绪帝归政,慈禧太后才想假手兴起的义和团运动报复西方列强。最后落了个自身西逃西安、京师浩劫、国家蒙羞的结局。

  慈禧太后病死前,遗命溥仪之父载沣摄政监国,光绪帝的遗孀隆裕为太后。这一格局与咸丰帝死前的“赞襄与太后”的格局何其相似。载沣竭力巩固摄政体制,更加剧了政治体制的矛盾。载沣为加强中央集权,决定拿北洋大臣袁世凯开刀,加上猜忌日久,急欲除之而后快。张之洞力劝恐激生他变,载沣犹豫寡断。隆裕太后命袁世凯回老家去养“足疾”,怎会想到几年之后就是他逼孤儿寡母退位呢?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集团权倾东南,坐拥半壁,开始出现内轻外重的局面,但仍能维持满汉统治阶层长期合作的统治格局。而到了载沣摄政时期,满族权贵集权于内,排斥汉族官僚于外,至此,满汉统治阶层的矛盾激化,汉族地主官僚出现了离心倾向,满汉合作局面出现重大裂痕,且难以缝合。针对于此,汉族官僚为自身利益开始为立宪运动推波助澜。加之载沣集团的腐败,满族亲贵四面楚歌。

  咸丰帝为求皇权平衡,搞出来一个赞襄大臣与皇太后共同辅佐幼帝的政治体制,实为求互相牵制,但最后以祺祥政变完局。出现了一个帝、相、后并存的体制。慈禧太后从借助相权、利用后权,到最后形成一人专制。看似权力稳固,实则使内政外交更加腐败。与皇权体制相呼应的就是中央集权问题。咸丰帝为扶大厦于将倾,始起用汉族官僚集团;慈禧太后杀肃顺等八大臣,但杀其人而不废其策,终于躲过太平革命一劫。但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满族亲贵在把控中央集权的问题上,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并且输得血本无归,最后袁世凯竟成了一时的最大赢家。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父亲载沣时写道:可以看出对他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没有杀袁世凯,只能是个战术问题,而清王朝是输在了战略上,他们犯的是战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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