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方叔与宦官、内侍的斗争，以彻底失败而告结束。他的这一举动不仅断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还险些招来杀身之祸。其影响不仅祸及自身，而且还殃至子孙。谢方叔以“玉碎”的决心和勇气。彰显了正义的呼声和大无畏的精神。当年赵崇瑶给他的密件中，有一句簸言：“是胜亦胜，败亦胜。”谢方叔真的是虽败犹荣。
角力权臣
宋人对谢方叔的评价不多，翻阅了很多资料，也就只有那么两句：一日“谢方叔相业无过人者，晚困于权臣”;二日“方叔在相位，子弟干政”。客观上讲，谢方叔相业之所以无过人之处，有深刻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客观上讲。南宋王朝积弱日久，就在谢方叔走上政治前台的时候已经显现出败亡的征兆。虽然谢方叔勤勉相业，但冰冻三尺，非他一人能回天。主观上讲，谢方叔身在朝廷，再超脱也无法置身于权力名利之外。虽说困于权臣。但他自己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混迹于明争暗斗之中。遵从并习惯了官场上勾心斗角的游戏规则。所以，短短一生，他东冲西突，攻守无常。除了和宦官、内侍进行了最为惨烈的斗争外，还遭遇了与史嵩之、赵葵等人的正面冲突。
史嵩之于嘉熙三年为相后，上蒙蔽君主，下仰塞群臣，奸权误国，实为大恶，与其叔父史弥远有过之而不及。时台州进士杜范才华横溢、勤政爱民、正直廉洁，深受理宗的器重。为此，史嵩之既猜疑又嫉恨，非常恼火。
淳祐四年。杜范任同知枢密院事，因不屑与奸臣共事，辞官回乡。皇上要太监追回，并命令临安各城门的官员不得让杜范出城。太学生们也纷纷上书挽留杜范，并直接把矛头指向史嵩之。理宗嗜欲怠政，大凡军国大事均一应交与宰相史嵩之处置。虽然“嵩之久擅国柄，帝亦患苦之”，但还是对他倚重有加。为要挟理宗，平息舆论，史嵩之欲擒放纵，六请辞相。户部侍郎刘汉弼密奏理宗：“今嵩之既之请也，愿听其终丧。亟选贤臣，早定相位。”理宗狠下心来，采纳了汉弼的建议，同意史嵩之请辞。但不过几日，理宗发觉自己真的离不开史嵩之，准备重新起用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整个朝廷哗然失色。中书舍人、工部侍郎徐元杰不避权贵，对理宗这种游戏国事、出尔反尔的做法“攻之甚力”。太学生们也纷纷上书坚决反对重新起用史嵩之。理宗在万般无奈之下，把史嵩之晾在了一边，于十二月任命杜范、范钟并相。史嵩之的一场好梦被刘汉弼、徐元杰搅乱，因此对汉弼、元杰恨之入骨。范钟、杜范出任左、右宰相，人心大快，朝廷百官竟举笏相庆。
但接下来各种离奇的事情相继发生。淳祐五年(1245年)四月，接任右宰相不到半年的杜范，暴病身亡。其后徐元杰、刘汉弼相继暴疾身亡，太学生蔡德润等一百七十三人“伏阙上书”，要求查明事因，严办凶手。
面对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谢方叔感到了官场险恶、朝政汹汹。同时敏锐的政治直觉，又让他在乱相中看到了一种希望。他觉得，在目前情势之下，自己应该而且完全能够有所作为。他从维护皇朝纪纲的重要性人手，上书理宗，要求圣上主持公道，彻查事件，严惩凶手，伸张正义，大白真相于天下，把矛头直接指向权势炙手可热的史嵩之。这次谢方叔主动参与角逐。目的就是要火中取栗。这次角力拉开了谢方叔和史嵩之作为政治对手在朝廷上下你争我夺的序幕。六年后的淳祐十一年。在拜相的问题上，双方再次发生正面火拼。史嵩之是主动出击，步步进逼，志在必得。而谢方叔则韬光养晦，低调行事，暗中发力。双方的争夺以谢方叔入相而暂告一段落。谢方叔领军与宦官、内侍斗争失败后，从相位上跌落下来，官阶及待遇一贬再贬，乃至差一点丢了性命。其中的残酷与惨烈，也不难嗅到史嵩之亲信爪牙的气息。
谢方叔与赵葵的较量，始于对蒙古问题上双方不同的政治见解。从1235年开始，蒙古便大举南侵宋朝，先后攻下成都、利州、潼川等二十余州。后被赵葵门生知招信军余玠提精兵击败。蒙古军退后，宋朝开始在四川部署防御。1242年，余玠受命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经过余玠的整治，四川驻军声势大振。蒙古军多次自西蜀来侵扰，都被宋军打退。余玠守蜀有功，1248年被任为兵部尚书，仍驻四川。抗战派将领赵葵，1247年任枢密使，1249年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受其父影响，主张强兵御辱，抵抗外敌。而谢方叔进士出身，在对外关系上主张以和为贵，反对轻易挑起战端。由此政见不和引起双方争斗。
但是，朝廷内主和反战的官员。仍然拥有强大的力量。南宋军队中有一种“举代”的制度，当时处于战事前线的戎州帅欲举统制姚世安为代。余玠向来就想革除军中“举代”之弊。故亲帅三千骑兵到云顶山，并派出都统蔡某去顶替姚世安。姚世安平时与谢方叔的子侄来往密切，故恃势“闭关不纳”，并向谢方叔求援。谢方叔本来在战和问题上与赵葵、余玠见解不同，眼看自己的世交姚世安又要被余玠的亲信取代，心中很是不快。他支使亲信，在朝中散布余玠已失去士卒之心的谣言，唆使姚世安收集余玠的过失，并通过职务之便“陈之于帝前”，弄得理宗疑云顿生。姚世安凭借与谢方叔的关系，继续和余玠对峙。余玠对此“郁郁不乐”，但又毫无办法。
谢方叔深知余玠背后的赵葵。如果赵葵继续把持相位，他的治世方略只会束之高阁，政治抱负也难以实现。为此，谢方叔联络其他主和人士，攻击赵葵不是科举出身，以所谓“文臣武将”、“宰相须用读书人”为理由，排斥赵葵任相。1250年，赵葵右相兼枢密使的官职，全被罢免。次年，谢方叔任左相兼枢密使。余玠乃行伍出身，长于攻守而输于文采。故“凡有奏疏，词气不谨”，理宗看了很不是滋味。1252年，蒙古汪德臣部侵掠成都，围攻嘉定。余玠率部将力战，再次打退蒙古军。余玠抗战获胜，谢方叔却始终没有放弃对他的政治偏见。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在理宗面前攻击余玠掌握大权，拥兵自重，“不知事君之礼”，要求理宗“出其不意而招之”。理宗也知大敌当前，余玠护国有功。故听而不答。他们又进一步挑唆道：“陛下莫非是考虑余玠手握大权，招之不至乎?”又说：“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来)。”这么一激，理宗又失去了自己的判断，下诏书要余玠回临安。赵葵罢相后，余玠深知自己的处境，接旨后压力很大。回到临安是凶多吉少，不回则又有抗旨之罪。他郁郁寡欢，忧愤成疾，于1253年服毒自杀。次年，余玠部下王维忠，也被诬告潜通蒙古处死。宰相谢方叔任命知鄂州余晦去四川带兵。蒙古来袭，余晦屡战屡败，四川又处在蒙古大军的威胁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