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洪涝灾害带来的损失已接近丁卫刚过去六年的亏损。当地大多数农户给农田上了保险。丁卫刚介绍，一亩地保费大概10元，他700亩地一年的保费支出是7000元，“如果绝收，一亩地保险公司会赔偿480元。”不过，保险理赔也无法完全补偿农户们的损失。“今年听说政府会给点补偿，但具体情况我还不知道。”
缪增田和丁卫刚的遭遇并非个例。9月3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表示，一些地方灾害程度深，农田、养殖、城乡工商户、基础设施等受损严重，今年洪灾直接经济损失2143.1亿元，较近5年同期均值上升27%。
灾后等待救济的“尴尬”
随着洪水消退，恢复生产和修复设施等灾后重建工作已经启动。
8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会议称，确定通过各种渠道，中央和地方财政用于灾后恢复重建资金规模约1000亿元。中央财政对受灾较重省份倒塌和严重损坏民房，在现行每户2万元补助标准基础上，每户再增补5000元。中央冬春救灾资金对受灾较重和深度贫困地区给予倾斜支持。按照标准上限尽快落实国家蓄滞洪区运用补偿。
9月3日，周学文在新闻发布会上进一步表示，目前已累计下拨中央救灾资金25.75亿元，紧急调拨19.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和总价1.34亿元的防汛物资。同时组织专家深入重灾区及时核查评估灾情，应急管理部会同财政部已经安排了14.75亿元中央救灾资金用于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将加强对受灾困难群众的救灾救助支持，强化政策衔接，对受灾的低保户、五保户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困难群体予以倾斜和优先保障。
据《财经》记者了解，公共财政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每年都要投入巨额财政资金用于救灾。另外还有一部分社会捐助。这些能帮助受灾民众缓解因灾导致的经济损失。
以近年来洪灾泛滥的安徽省为例。《财经》记者根据安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整理1998年至2019年安徽省自然灾害经济损失情况和财政救济款物、社会捐赠、保险赔付情况（包括企业财产险、家庭财产险和农业保险）。与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进行对比，财政救济款物一般不会超过损失的10%，只有个别年份会略高，比如2017年财政救济款物达到损失的15.2%。社会捐助是救灾救济经费中的重要部分，安徽社会捐款部分则常年低于1%。
近年来，保险成为应对自然灾害风险的工具之一，从安徽的情况看，保险赔付近年来总体上在提升。在自然灾害灾情较小的年份，如2014年和2017年，财政救济和保险赔付情况均高出常年不少。
很多受灾户关心个体能得到多少救助和支持。事实上，中央和地方的救灾资金将有一大部分用于水利、农业、交通、市政公共设施等恢复重建。除了倒房重建费用和基本的生活救助费用，受灾个体能直接拿到的救灾款有限。对于蓄滞洪区之外的受灾者，尤其是从事农业生产和渔业生产的大户，遭灾之后往往返贫或负债，但他们又不属于普通意义上的贫困户，面临的情况更为尴尬。
近日，《财经》记者向安徽、江西等地的多名受灾户了解受灾后的复产和重建情况，大多受访者表示，目前主要依靠自救。
安徽省歙县在7月7日遭遇特大洪水，江敏芳的3个店铺和近2000平米的仓库淹没在洪水中，初步估算损失上千万元，她主从事茶叶、家纺等日用品批零生意。为了扩大经营，去年她刚向银行贷款2000万元。8月底，江敏芳告诉《财经》记者，目前她已恢复营业，最近政府出台了一些扶持政策，她凭借营业执照，“可以享受一年无息贷款50万元。”但这和她的损失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
2016年，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减灾研究所原所长程晓陶，曾到安徽受灾圩区调研，发现40%-90%的土地流转，养殖、种植大户承担的风险增大。
程晓陶对《财经》记者表示，过去灾害损失相对均匀，可能每一户农民损失差不多。
但现在的集约化生产趋势，就要求在基础设施上加大投入，那养殖、种植大户们损失的不是一季庄稼或者当季种植养殖，还有基础设施的投入，其中一些是靠贷款和民间借贷。“过去说农民受灾以后‘资产归零’，现在养殖、种植大户是‘资产归负’变成债民，甚至要承担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的债务。现在的救灾体制只能解决基本生活，难以助其恢复生产。”
?
今年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社会捐赠面临一些挑战。在一个互联网公益平台，《财经》记者搜索与南方洪灾和防汛抗洪有关的筹款项目，共找到36个筹款项目，如安徽洪水灾后重建、洪灾凶猛南方告急、众志成城抗洪救灾等项目。这些项目的筹款发布时间大多在2020年6月和2020年7月，最早的筹款项目发布于2020年4月，筹款截止时间最晚为2021年1月底。其中31个项目列明了筹款目标，5个项目未标注筹款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