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在湖畔大学他进行了这样的总结：“你自己心里要不断去思考，公司走到现在，要走向未来，我的客户是谁，他有没有发生变化，我原来给他提供什么服务，我今天要给他提供什么服务，未来他还需要什么服务，跟我有什么关系。”
回到前面讲到的：画一个商业策略不难，难的是把它做出来，尤其是在一家大公司里。在今天B2C模式的价值早已毫无争议，但放到尚处于电商模式探索期的2009年，要想让C2C交易额高达2000多亿的的阿里在新模式上倾斜资源，并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张勇展现了他的杀伐决断。
接手4个月后，淘宝商城恢复了独立运营，但更大的破局点是横空出世的“双11”。2009年11月，张勇和团队一起推出了“双11”，当年销售额是5200万，2010年狂飙至9.36亿，2011年又增至33.6亿，“双11”在数百家媒体的持续曝光下席卷中国消费者，最终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购物狂欢节”。
这些里程碑式的胜利让阿里内部彻底统一了思想，2012年，淘宝商城更名为“天猫”，从此便成为整个淘系的主力。到了2018财年，天猫GMV已高达2.13万亿，占整个阿里电商体系的44%，而2019年“双11”天猫更是创造了2684亿的单日销售记录。这完全验证了张勇当初的判断。
到了2014年，已经是集团COO的张勇接掌无线业务，将手机淘宝确定为阿里巴巴无线战略的突破口。他主导的战略简单直接，就三个词，“All-in无线”，透露出狠劲和“刚”劲。通过在手淘上倾注庞大的资源，第二年就获得了突破。
从财务的“静”，到业务的“动”，是一种迭代；从理解商业本质，到落地战略打法，也是一种迭代。通过一场场迭代，并非阿里创始团队的张勇成长速度惊人，并在阿里内部建立了广泛的威信——谁敢说，逆流而上创立天猫和顶住压力“All-in 无线”的难度，会亚于一场体系外的创业呢？
通常，在创始团队尚未离开业务前线的公司，继任的一把手往往需要更多的战绩和更少的犯错，才能脱颖而出赢得信任。在中国顶级商业公司里，张勇是极少数能做到这一点的人。这离不开马云等创始团队的胸怀和支持，更离不开张勇自己在商业领域的迭代速度。
当然，也只有这样的成长速度才能跟得上阿里这辆特快列车的速度。在张勇成长的同时，阿里擎着“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这条使命，在十几年里从一个电商公司成长为一个横跨商业、物流、娱乐、云计算、金融科技等各个领域的数字经济体，驾驭它的难度，显然要比掌管任何一条业务线要难得多。
在阿里语境里，这种岗位叫做“一号位”。未来能胜任这个岗位的人，光有自我迭代能力是不够的，它更需要一套解决复杂问题的机制。
02. 机制
在2019年湖畔大学的一次分享中，张勇讲了“一号位”这个岗位不可推脱的两大责任：商业设计和组织设计。
所谓商业设计，是指回答“你要做什么业务”“你要服务什么客户”“你要为他提供什么服务”这三个灵魂之问。张勇2009年缔造天猫，2015力推“五新”，2017年启动新零售战略，2018年提出“商业操作系统”，2020年落地新制造等，其实都是沿着这三个问题系统思考的结果，商业设计在不断迭代。
而所谓组织设计，是指如何构建富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组织，来确保商业设计的落地、执行和完成。在这方面张勇的工作可以浓缩成一个词：“中台战略”。2015年12月，他宣布阿里组织结构向“大中台、小前台”的体制切换，并在后面反复调整，用“纵线”和“横线”的配合来解决十几万人的管理问题。
但在阿里做“一号位”，需要应对的复杂度远不止商业和组织这两件事情。在没有接任阿里“一号位”之前，张勇就在“十月围城”事件中体会到了这种复杂。
这件事情发生在2011年10月，当时刚接管淘宝商城一年的张勇对商城的招商规则做了一次调整，其中提高技术服务费和提高保证金这两条被广为传播，并被解读为淘宝商城要抛弃小商家，引发了小商家的有组织的攻击行为。叠加当时发生的其他负面事件，阿里在舆论上陷入低谷。
每个企业的“一号位”似乎都会经历类似的考验，张勇在几年后这样总结：
“……最大的感觉就是几句话，第一个是没有完美的决定，第二是对于一号位来讲，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合适的时间，果断做决定，也许无论向南和向北，最终走向的都是罗马。但是你必须走一个方向。最怕你向南走了，走了一百公里，觉得苗头不太对，赶紧转身向北走，走着走着又要回头。”
在这次事件中，张勇“刚”的一面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十月围城”舆论最凶猛的那两周，淘宝商城的整个团队都忙得焦头烂额，疲于应对，但张勇在这种高强度环境下仍然能够冷静和饱满地应对危机，并保持往常一样的高质量睡眠。最终，这次危机得以化解。
但这次事件也给张勇和阿里带来了反思。淘宝商城调整规则的出发点，是用提高门槛的方式来保障平台的服务质量，尽管短期不利于小商家，但有利于消费者，只不过采用的方法引发了天枰一侧的强烈反弹。张勇并没有后悔自己做的这个决定，但事后也进行了反思：会不会有更好的方法？
而这种反思代表着一个更深层次也更广泛的问题：阿里如何跟这个社会相处？十月围城事件是一系列思考和改变的起点。
“社会性”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主要原因就是阿里规模变大，深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2011年阿里GMV是6300亿，到了2019年这个数字扩大了10倍变成了6万亿。无论是在直播间单场带货过亿的淘宝主播，还是在大凉山伺候10亩果园的农民，在平台面前似乎都是小人物。平台能成就他们，也能伤害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