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的变法利国利民，北宋灭亡后南宋能够强撑一百多年，王安石功不可没，只是他的变法得罪了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支持他的神宗又是个短命帝王，才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
还有最有名的青苗法，幕义法。先后在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的反对下，神宗动摇了，特别是文彦博对神宗讲，是谁和先祖一起打江山，一起和你一起治理江山，是士大夫集团，为什么不能保证士大夫集团的利益。王安石变法不成功主要是宋的政治体系所导致的，宋的皇权对朝廷影响力不够。臣可以左右很多事情，而且很多时候，皇权要做出妥协。
宋在防止亲戚干预政治方面做得很到位，就意味着把很多权利要给臣，但是却没有很好的制度防止臣结党。王安石变法，痛苦到什么地步，不仅仅保守派反他，有时候变法派也反他，他被贬之后，反他的人又有支持他变法的。也就是说制度大家心里明白，都是有利于国家的，但是就是反你王安石。
王安石得罪的是贵族大地主集团，新法触动了他们的利益，焉有不反对之理。变法失败，不是新法没效果，而是这个效果是从贵族大地主利益中刮下来的。他们垄断市场、兼并土地、控制资源，而王安石要打破这一切，这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贵族大地主集团自私自利，只为自己，人品对比高下立判。
王安石的新法很超前，如果能一直执行下去，北宋不会灭亡，失败的原因就是那些地主乡绅，士大夫阶层的阻挠，他们才是历朝历代覆灭的罪魁祸首，而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一直没有实现法治，而是以“圣人之言”为最高准则，不靠法律约束，而是靠儒学教化人心，不知人性的贪婪自私，最终导致土地兼并，流民万千，朝代的反复兴亡。
王安石想变法没错，但是变法这东西要看这几点，一是不是合时宜，二是不是有足够的支持者，三是不是能保持住。秦商鞅变法，直至商君死而秦法不灭，王安石则急政了，募役法没有解决底层人民的困难，同时得罪了大批地主阶级，这在封建社会就是离心离德。
骂王安石的人有的只是为了甩锅，有的人别有用心，王安石变法跟戊戌变法一样，想法是好的，但是是不是合时宜？是不是有足够的支持者？是不是能保持住？政治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王安石是合格的思想家，但不是合格的政治家。
王安石变法不错，错在王安石少了几个心腹。任何改革触动的是集团利益，他们轻易不会放弃的。古为今用，我们今天也存在着一个固化利益人群，改革需要常人难以想象的力度才能成功，象房价高企也是，简单的调控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本。北宋守旧势力过于强大，这些守旧势力大多是一些在文学上造诣很高的文人。碍于太祖遗训，无论是宋仁宗和宋神宗都没有对这些守旧势力进行无情的打击。这也就造成了无论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的变法都失败了。
别的不说，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他的结局还算是比较好的，至少没有杀身之祸。
纵观中国历史，从春秋战国时期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商鞅变法，再到王安石变法和近代的戊戌变法，除了王安石所处的时代原因没有被杀之外，哪个不是落得悲惨的下场？不过也真心佩服这些勇士，能顶住那么大的压力周旋在合个利益集团中间扛起大梁。
卫鞅，李鲤，吴起，王安石，张居正，邓公，都是真正的政治家，我佩服他们敢于在体制内推行变法，动当权者的利益。通过改朝换代来改变制度的的政治家又低了些，因为改朝换代往往是军事的流血牺牲才能得到，普通民众是最大的受苦者。
商鞅变法成功很大一部分是变法中用战争增加了秦国的财富，封建社会以土地为主要的财富表现，在财富增加的情况下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就小，王安石变法在宋朝，变法是做财富再分配，在总体财富没有增加，甚至变少的情况下，肯定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司马光一直是士大夫集团，动了他的蛋糕肯定是要反抗的。苏轼一开始是平民，非常支持变法，但是当他升到了士大夫集团，就开始反对变法了。
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神宗和王安石并不是嬴渠梁和商鞅。在变法改革方面司马光比王安石敏锐，更体察民情。沒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真知来自于实践，。没有调查民情民意，没有超前保护百姓利益的举措，这样的变法，改革必定失败，王安石变法时没想到基层官吏更聪明。基层官吏虽然不作为，但忽悠上级领导还是很有“方法”的。王安石的名声是从近代才有所改变的。
传统文人笔下的王安石形象一直都是不如司马光的。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地方，而且还会打乱已经长期被认为合理的节奏，又不能迅速建立起新节奏，这就是为什么每逢改革时期必定是混乱时期的原因。
笔者认为，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就是没有突破赵宋祖宗之法的局限，没有解决吏治也就是党争问题，各种措施零零碎碎、各自为战，如果采用耕战主义，打造大宋第三增长极，全国所有的经济政治军事法治建设都会拥有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如同五指聚合，形成拳头力量，打破积弊之局限。都说王安石变法是大宋灭亡的主要问题，其实，实际上和王安石变法没有多大关系，纵观历史，有木有变法，对于大宋并没有根本变化，大宋亡于体制缺陷带来的三冗积弊，核心就是吏治，或者说是—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