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都快过去20年了，杨世南以为不会有什么事儿，依旧在昌邑县横行无忌。孰不知此时的仇人之子长大成人，已经得知真相，不但有杀父之仇，还有夺母之恨，正在寻机报仇。一天龚大大在一个无人的小巷截住杨世南，突然从腰间抽出斧头，直劈杨世南的脑袋，登时脑浆四溅，倒地死亡。按照《大清律例》规定，看见有人要杀人而不去阻拦，要受到杖一百的刑罚。大白天杀人，看见的人都有责任，所以见到龚大大杀人的人们，都怕他逃跑，便纷纷前来阻拦。龚大大笑着说：“岂有大白天杀人而怕死的！便让众人将自己绑了，来到县衙自首。
案情并不复杂，县太爷便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依照“擅杀人”定罪。如果按照“擅杀人”，就是斩立决，但条例规定，为父母报仇可以减等，因此县太爷拟罪为绞监候，上报到省里。按察使乃进士出身，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动辄援引经书，号为“循吏”，在复核案件时，便感慨地说道：“至性人也。何不幸而遇此？”认为龚大大报仇符合儒家的孝道，便把案件批给莱州知府张船山重新审理。
翰林院出身的张船山，儒家思想更为浓厚，在理解到按察使的意图以后，便开始翻阅相关法律规定，想为龚大大开脱责任。经过翻阅律例，发现县太爷所拟绞监候是有充分依据的，但也不是无懈可击。
张船山认为龚大大杀死杨世南与寻常报父母之仇者，微有不同。
杨世南是土豪，龚大大是小民，两者优劣明显，如果龚大大进行诉讼，打赢官司的几率很小，更何况要是进行诉讼，杨世南必然有所防备。有看家护院保护，龚大大想复仇也很难下手。张船山认为龚大大不告官府，自行了断，有不得已的选择，并不是故意蔑视王法，破坏朝廷宪章，即便有擅行复仇的行为，也应该给予充分的理解。但理解归理解，这并不能代替法律，那么张船山用什么理由、引用什么法律为龚大大开脱呢？
龚大大一农民耳，口未尝读圣贤之书，耳未尝闻圣贤之教，乃纯动以忍性，虚二十年而手刃父仇，从容投案，不屈不挠，是其孝性天成，当非凶悍残酷。吾朝以仁孝治国，凡遇仁人孝子，无不曲法施恩，以旌于国，以示于朝。
张船山抓住“仁孝”二字，认为龚大大虽然是个农民，但身上的“仁孝”具备，从容投案是其“仁”，手刃父仇是其“孝”，这种仁人孝子是王朝所倡导的。为此，张船山翻阅历年成案，终于找到3个成案为依据。那么，什么是成案呢？成案，就是已成之案，是根据律例而加减比附形成的案件判决，可以援引比附加减定拟。张船山远找顺治十二年（1655），陕西孝子为母报仇而被减刑为杖一百、流三千里；中找乾隆二十年（1756）浙江孝子为母报仇引顺治十二年（1655）成案减刑；近找去年江苏、山西两起为父报仇，也减刑为杖流为依据，认为龚大大案件与上述案件相似，应该具备减等的条件，所以判决龚大大“免于一死，杖一百、流三千里”。
对龚大大进行了判决，那么被抢劫的母亲如何处置呢?对此，张船山决定顺人情，是随现在的杨氏子女生活还是愿随前子，由王氏自己选择。
寻本溯源，当初帮同杨世南害死龚泰兴的责任人，总不能不法办，可是狱卒早已经病故，又没有家室，按照法律也只能够免于追究。20年前的周知县还在，就应该追究其责任了，于是张船山判决将周知县革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