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不要首先把"农民"一词和"地位低下"联系在一起，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农民分为很多种，其地位高低不能一概而论。有在乡村公社中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这类农民的地位较高。因为他们拥有土地，所以他们有独立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能够参加地区公共大会。另一种是依附于地主的佃农，这类农民与地主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当于罗马帝国时期的隶农。
再一种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地位最为低下。在公元800—1000年期间，法国农民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出现了总体下降的趋势。表现为西法兰克地区公共大会失去了原来的重要性，农民自治程度下降，农民被越来越多地排斥在军队之外，农民失去自有土地。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
贵族影响力与控制力的增强挤压了农民的社会地位。在查理曼时代，"贵族"是国家公职人员。公爵是替国家监管一方的官员，基层掌握实权的是男爵。但由于行政管理技术的不成熟和资金的缺乏，法兰克国家不能做到对每一级地方官员绝对控制。并且这套管理制度是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层层下分，在发展过程中这些官员成为了控制土地的"贵族"，拥有了对土地的世袭权利。
在法国，到1000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军人的身份已经和贵族地位联系起来了，贵族手下的"门客"成了唯一的战斗力量。上战场的各级领主和手底下的骑士越来越多，军队对自由农民的需要就越来越少。能够参军打仗，获得战利品本就是作为自由民的权利，就像西周时期将打仗视为权利的"国人"。但是在财力、装备上更有优势的贵族让自由农民的军事地位下降。
（二）
公元800—1000年法国的农村格局的一个大变化是农民阶层的"囚笼化"。"囚笼化"是对罗贝尔?福西耶所用法语词"encellulement"的粗略翻译，意思为构成西欧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体一步步分裂为地方化群体，同时越来越深地被地方领主控制。简单地说就是将社会分割成一个个囚牢的过程。领主为了生活物资的充足，更为了将多余的农产品出售，希望在自己的采邑上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彼时土地轮作制度还不成熟，牲畜的挽具技术也很落后，想要提高产量只能在人力上下功夫。
中世纪早期乡村地区存在大量独立的自由民，可是领主想要的是可以任意驱使的劳动力，至少是对地主有很强人身依附关系的"隶农"，于是领主对控制当地农民的需要愈发迫切。想要控制自由农民，就必须削弱他们的土地权利，遇见灾荒时收购农民的土地，或通过各种方式降低农民自治程度，使他们成为领主手下的佃农。
从750年开始的一个世纪内，一种新的地产所有结构在欧洲稳步扩张，其中最明显的是法兰克北部和德意志南部，意大利北部也见得到。这种新结构叫做"两分地产"或"庄园"。这种地产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领主"直属地"，其上的所有收成都直接上交领主，另一部分土地佃农收获后只用把收成的一部分作为地租交给领主，剩下的归佃农所有。
佃农被固定在领主的采邑内，不能随意迁徙，佃农想要生存就得依赖领主的土地。领主对当地农民有司法审判的特权，有收税的权利。生活在当地的小领主、城堡主成为了农民们最熟悉的贵族，农民们被组织在较小的地域中从事生产。
一定程度上农民们失去了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因为自给自足的生活很少需要商业，并且商业都集中在有着厚厚围墙的城市中和城市周围。领主的压迫、农民群体的分立使农民的社会地位自然地降低了。
因为自由农民和非自由农民的界限变得模糊——他们都是在采邑上辛苦劳作的人，所以地区公共大会中自由农民的影响力下降，会议本身也变得无关紧要。相反，英格兰保持了公共大会的传统，公共大会拥有司法权力，允许所有自由男性参加。这是因为自由民和非自由农民的划分在英格兰仍十分重要。
（三）
修道院在农民地位下降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修道院文献中记录的捐赠者很多是贵族或准贵族，这些人有足够的土地和财富，可以在不降低生活品质、不牺牲政治权力的前提下慷慨捐地，以获得宗教上的好处。但是，在很多记录中，捐赠者是自己耕作的农民，有些捐了一部分土地，有些人则捐了全部。
农民的这种行为看似匪夷所思，但放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是可以理解的。农民们将土地赠予修道院，为的是让神职人员为自己祈祷，从而使自己升入天堂。当农民没有继承人时，将土地赠予修道院也十分符合当时的宗教文化氛围。
例如在意大利，修道院记录会写到，捐献土地将"在天堂得到百倍的回馈"。中世纪修道院本是基督教僧侣实践理想教义，进行修行的地方，世俗贵族或平民的捐赠使修道院聚敛了巨量的财富，如本笃会、奥斯定会拥有大片地产。
修道院在地方逐渐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引得小农竞相向修道院寻求庇护。有些农民将土地尽数赠予修会，然后做修道院土地的佃农，以避开领主的压迫。农民虽然用"曲线救国"的方式保持对土地耕种的权利，但毕竟农民的土地占有量削减了，他们在丧失原先的经济地位。
当修道会或是其他机构成为当地最有势力的机构时，它们就可能成为新的"领主"，对临近的农民行使领主的强制权力。此时农民的捐献原因中可能就有被迫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