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飞”一词有点新鲜，不知何意？原来是民国初年北京城内新建的一个戏园子。
哈尔飞地处“旧刑部街”。何谓“旧刑部街？”原来“旧”是指以往，封建王朝六个行政部门的刑部，“街”是指胡同。民国建立，废除了封建的六部，空留下一个“六部口”的地名。再说“旧刑部街”就是以往刑部所在，故而标一“旧”字。那么“旧刑部街”究竟在哪里呢？原来就在西长安街西端的西单牌楼西北角上。“旧刑部街”有多长呢？东起西单，西至“闹市口”，紧挨着“卧佛寺”。如今可能有人要问：“卧佛寺”不是在西山吗？怎么出现在城内胡同里了呢？
1952年的长安大戏院
我不说您可能不清楚，我一说您就了然了。原来北京不仅西山，在城内还有两个“卧佛寺”。一个是在崇文门外花市，另一个就在“旧刑部街”西的“卧佛寺街”。“卧佛寺”的位置就是今天复兴门内的地铁站，曾有原居住在“卧佛寺街8号”的一位老人以一副对联为念为贺：“寺与卧佛今何在？地下交通喜畅流。”
闲言少叙，接着说“哈尔飞”。
“哈尔飞”大戏院的建筑设计在当时是非常现代的，戏院里的各种设施远超京中的其他诸多老戏园子。既然具备了这等实力，可想而知其营业自然火爆非常。且不说包厢须提前几日预订，至于池座也是一票难求，戏院门前常置一个醒目的“道歉牌”，牌上大书“票已售罄，观客鉴谅”。
就在这种现象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终于，有一位家住“旧刑部街”的富户主人被激起了自行建造戏院的念头，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自己和家人今后可以看戏更方便。于是此人投巨资买下了西长安街路北以酱肘闻名的“天福号”对面路南的一家以俄式大菜与冰激凌著称的“大地餐厅”，就在这个“大地餐厅”右侧那家大棚铺的前店和后院位置上，盖起了规模与“哈尔飞”不相上下、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一座新型大剧场，取名“长安大戏院”。为什么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呢？因为这座长安大戏院里面不仅设有观众休息厅，而且观众只要登上戏院的楼顶，尽可饱览市景，建造者可谓别具匠心，用超前意识打造出这般时尚和舒适的环境。
长安大戏院在开幕伊始，上座率就创下了京中之冠，随之又引来了诸多名角儿争相到此登台献艺。程砚秋在北京最后一次演出的《锁麟囊》，金少山最后一次演出的《霸王别姬》以及小王玉蓉“打炮”《四郎探母》都是选在这个长安大戏院，为观众呈现了精湛演技。
就这样，长安大戏院一直红火。到了1948年，北平开始经常停电，导致电影院难以支撑，都纷纷停业了。京中的戏园子也只有长安大戏院改演日场以勉强维持经营。在这期间由荣春社科班每天上演佳剧。主演演员为尚长春、尚长麟。剧目有《青城十九侠》、《双合印》、全部《钟馗》等，但上座有限。在这种形势之下，长安大戏院不得不商请尚小云亲自登台演出，尚小云最终接受了约请。于是长安大戏院挂出了醒目的“水牌”，上写“特烦尚小云先生演出，久未露演佳剧《摩登伽女》。”事后据长安大戏院东家的弟弟杨泽福说，《摩登伽女》那场戏共卖出三百多张票，并且票价一律不分前后排，包厢均改为了散座。
提起杨泽福，此人虽名不见经传，但京剧内行可能知道，杨泽福即杨继森。他在解放前身份为大学生，酷爱京剧，在学生票友中实力很突出。他工老生，曾彩唱过《战太平》。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后，私立大学一律停办，在校学生也均被转入他校就读。杨泽福此时并没有继续他的学业，而是一心想学戏“下海”（票友转专业演员）。他借哥哥的人脉关系，拜了杨宝森为师，之后就正式开始学戏了。在他学戏期间，杨宝森看出了他的天赋，从而对他十分看重，不但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并且为其取艺名为杨继森。他四经寒暑得到了杨宝森的亲传实授，不负期望，学有所成，终于正式成为了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但天不遂人愿，杨继森的事业发展并不一帆风顺，他虽然在北京参加了某京剧团，但尚未得到他所学、所长和所想演的剧目的演出机会。时光易逝，后来他又被调到外地的京剧团工作去了，时间是发生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末。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吉祥戏院的经理张宇先生问一位京剧爱好者：你认识杨继森吗？对方回答说认识，杨继森是票友“下海”的，解放前曾是大学同学，但多年未见了。张经理于是便告知这位京剧爱好者说杨继森在1980年就回到北京了，不过不是演戏而是做了售票员的工作。那人不解又问：“是在哪里？”张经理说：“就在我们吉祥戏院。”那人表示想与杨继森见上一面，张经理说他已经不在了。那人埋怨道：“你怎么一直不告诉我啊？”张经理道：“他一直不许我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