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像王振这样，一听见前线失利，吓得屁滚尿流，多次改变行军路线。明军从七月十七日出发，到八月十三被围，一个月全都在赶路，再铁的军队都受不了。就当时王振指挥明军的状态，不用也先，随便去一个懂点军事的都能大败明军，十万明军，搞得都快成十万难民了。其次，从洪熙、宣德以来，明朝采取的消极防御制度，导致边军的迅速腐化。因为在洪武、永乐年间，频繁地对外作战，边军是可以捞到大量的战争红利的。
消极防御，一方面将官没事干，就开始欺负下级士兵，训练制度荒废，军队战斗力下滑。另一方，边军将官开始想其他办法捞钱了，以卖国为目的的晋商集团，又开始活跃了，联合各地不法商贩将大量明军铠甲装备，甚至还有火器，走私到了蒙古。
正统十一年，朱祁镇曾给宣府和大同的官员下令：“瓦剌使臣多带兵甲、弓矢、铜铳诸物，询其所由，皆大同、宣府一路贪利之徒私与交易者。尔等受朕委任，防闲弛慢，自今其严加禁约，若仍前弛慢，罪亦不宥。”
由此可见，当时的边境走私已经极为猖獗了，都惊动了皇帝了，蒙古军队战斗力的提升，是必然的，明军和蒙古的战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再次，明朝内部勾心斗角，无法上下一心，也是土木之变的一个原因。朱祁镇御驾亲征仅仅是他自己和王振的一时兴起吗？恐怕不是，这其中必然有渴望建立军功的武勋集团的支持。而随着仁宣两朝文官地位的提升，文官对军事活动的影响，在一步步提高。在此次朱祁镇领兵出征过程中，以户部和兵部为首的文官集团就一直在唱衰。户部尚书王佐更是一路叨叨着要回京，就这水平，军心能稳定就见鬼了。
户部和兵部，是掌管着整个明军的后期保障的系统，两个部门的堂官都是消极怠工的，明军的后期保障也极为吃力的。当然像很多人说，土木之变就是文官一手导演的，那就太言过其实了，他们也就最多迟滞一下军需供应罢了，真正导致明军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此。
其实这个时候，明军文官和勋贵的矛盾已经比较尖锐了，但是因为明朝的根本体制的原因，这个时期文官是无法独揽大权的，也无法对武勋进行打压。但是土木之变，却给了文官这样的机会，于谦独揽大权后，对成国公朱勇的处理上，就充分体现了文武的矛盾。
于少保在北京保卫战中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功勋卓著。但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他，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并不是那么的光明正大，比如马顺、比如朱勇，土木之败推给朱勇，这个处理太下三滥了。明朝出现文武夺权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于少保坚持的清白，恐怕更多的自宋以来士大夫治天下的清白，是文人的公义，但未必是真正的大义。
最后，在土木堡之战中，疲敝不堪的明军的兵力对阵瓦剌，其实是很不占优势的。明朝京师三大营能够容纳的兵力最多不超过二十万，后来于谦能够组织京营的剩余兵力与瓦剌决战，说明剩余的兵力加上山东备倭兵差不多也在十万以上。
那么就能够算出朱祁镇带领亲征的兵力肯定不会超过十五万，大致在十二三万左右。在经过宣府的时候，分出四万五千骑兵由成国公朱勇带领协防宣府，所以最后土木堡之变的明军大概在八万左右。 而瓦剌大军有多少人呢，也先亲自率领进攻大同的兵马是九万人，同时阿喇知院还有三万人从居庸关至宣府埋伏明军，由此可见瓦剌是倾举国之力，兵力大致在十二万左右，与明军总兵力相当，较分兵后的明军有绝对优势的。
土木之变并没有明确记载明军的损失，大量记载明军损失过半。以八万人伤亡过半来算，大致是四万多人，再加上朱勇的三万人，明军的损失总计还是不到八万人。这样一场战争，与丘福的十万大军全军覆没相比，算得上伤亡惨重，但命悬一线，就有点夸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