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在潜移默化的认知中，现代化的一切便捷都是建立在无数前人的经验智慧上得来的成果。反过来说，古代封建时期生活的人们，没有现代化的条件，生活水平暂且不论。
若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追捕犯人更是难上加难，只得四处张贴通缉令，即便描绘得出神入化，对比真人肯定会有一定出入。那么古代通缉令真能抓捕到逃犯吗？当时的官差直言不讳，你看看上面那句话，想跑比登天都难。
海捕文书
不管在什么时期，“通缉令”都是缉拿罪犯的重要手段之一，用曝光个人信息的方式，让罪犯的生活空间被彻底压缩，最后不得不迫于生存压力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古代对“通缉令”的应用时间很早，公元前52年就出现了一份名为《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文字通缉令，通缉了一名涉及刘胥诅咒案的婢女，除了对婢女的外貌作出形容外，还详细记录了案件来龙去脉及当前进展。
但是当时主要用竹简作为笔墨载体，无法展现罪犯的容貌形象，尝试绘图的效果反而还不如文字表达，故早期并没有在通缉令上普及配图。
据史料记载，最早出现的画像通缉令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平王为了追杀伍子胥，就曾下令制作了伍子胥的画像张贴在全国各地进行悬赏捉拿。
到了后来，这种通缉令被正式起名为“海捕文书”，作为一种官方正式签发的抓捕文件通行使用，海捕的含义就是言简意赅点明了要在全国范围进行搜捕。老百姓还可以详细阅读“海捕文书”上对罪犯的面部特征作出的详细描述，不用看全脸，只要发现有这些特征的人就允许直接进行检举。
古代“通缉令”存在的问题
凡事都有两面性，真实的古代“通缉令”在实际运用中也存在很多弊端。一件案子发生，到确定嫌疑人，再安排画出通缉令，肯定是需要一定的人手介入。
万一人手有限，没有经费就只能让师爷一张张绘制，这种工作量可想而知。等到在全国张贴完毕，有可能案子都过去很久了，没有办法高效地声张正义。
另外，古代阶级分明，文化知识并没有全面普及，那么“通缉令”从一开始在官府衙门之间传播，再到各地的城门或者闹市区传播，整个过程虽然散播面积广。
但不见得人人都能看懂，更何况每个人的理解能力不一样，官府也不可能专门派人无限循环解释，口口相传的还是文字信息，这种落差下能实现的效果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同样的道理，“通缉令”具备的“画影图形”功能是从唐朝时期才开始盛行，但还是受文化普及程度制约，实际学画画的人也不多，尤其是能写实的画家，更可谓是凤毛麟角。就算具备实力，不屑于干这项工作，多半主要为王室贵族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通缉令”最终会形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有些甚至都不能称作画像。但是，既然“通缉令”能延用几千年，说明还是对抓捕起到了作用的。
“通缉令”对抓捕有效果
其实古代“通缉令”的出现，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为了引起地方官员的重视。当他们遇到有问题的人时，第一时间要有意识去对比查找“通缉令”上的犯人。画像与真人差异太大的问题，当时的官府衙役更是心知肚明，因此采取了多种手段辅助追捕。
当时交通不发达，人口密度低，逃犯四处躲藏，移动速度慢，还要考虑沿途的猛兽和灾害威胁，想要安身立命则无比艰难。与此同时，官府也在通过驿站这样快捷通道，骑着马就把消息快速散播了，无形之中还加大了隐匿的难度，还不如去自首保命。
此外，古代人都有着自己的身份证明，等同于现在的身份证，上面会详细记录持证者的籍贯、姓名、性别、年龄等信息，老百姓要是想出入城门关口，那必须要去官府开具证明，经过把守城门的重兵层层核验才可出入。可想而知，罪犯若是想逃出城那简直就像白日做梦一样。
想当年唐僧西游取经也得带上通关文牒，普通人若是没有这种文件，根本无法在外地容身。特别是夜幕降临，宵禁之时，官兵的捉拿对象就是那些没有身份证明的，一旦被查，很容易就暴露逃犯身份。
还有一个问题，古代其实有着类似现代社会“天眼”的一种机制，只不过当时靠的是人。当时的封建王朝多采用“保甲连坐”制度来实现区域统治，简单来说就是类似于现在的省，市，区的划分。
古代最基本的单位叫“户”，每十户为甲，设立一个甲长管辖，在甲长的管辖范围内，若是有人犯罪，整个区域内的人都要被连带获罪。所以在这种强大的心理压力下，若是在居住地得知了有人犯罪或者看见了陌生人，只要无法确定原因，都会选择立即向当地官府报告。
最后，所谓“赏罚分明，其计必成”，仔细查看“通缉令”就会发现，上面必定会有一句话来清楚说明赏金的数量，这句悬赏使得想跑比登天还难。
在《续资治通鉴》中有过相关记载：“诏天下有能告杀人者，赏钱五万。”这在当时来说，绝对是一份诱惑力极强的重金悬赏，清朝1两银子相当于现在175元左右。
设想一下，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可能一年只需花费十几两银子，如果能成功举报一名逃犯获得丰厚奖励，那几乎相当于几代人都可以坐享其成，衣食无忧，故何乐而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