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就是指因为文字缘故造成的罪案，简单来说就是根据文学作口的只言片语，罗织罪名或根据其思想倾向而定罪，因此文字狱也被称之为“笔祸”。文字狱自古有之，但以清朝初年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规模最大，影响最深。
文字狱的种类也有各式各样，有因诗文获罪的，有因写史书获罪的，也有些工匠商人因为参与了书的出版印刷而遭遇无妄之灾。今年要给大家介绍案例则属于另一种类型，叫“不书年号案”。
中国古代纪年不用公元纪年，通常用的是另外两种纪年方式，一个是甲子纪年，用天干地支组合来纪录时间，另一个则是皇帝的年号纪年，每个皇帝即位都要改元，比如康熙元年，乾隆三年之类的。因此每当朝代更替，前朝遗民为了表示不愿服从新朝，往往在著书写诗时就不写年号而书甲子。
书甲子而不书新朝年号事，最早起源于《宋书陶潜传》。话说晋安帝被大臣刘裕所杀，刘裕建国号为宋，年号为永初。但陶潜（隐渊明）因为忠于晋朝，不肯向刘裕的宋称臣，因此在立书著说时，“义熙以前则书晋氏为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虽然民国时期的学者朱自清考证出“义熙甲子”不过是后人附会，但因为记录在正史之上，因此后世多有模仿。相反，对统治者来说，这种行为也成了主要防范对象，也是文字狱入罪的理由之一。
在清朝的笔记小说中，就有两例这样的案子。
一个是发生在顺治五年，当时的满族大学士刚林上疏顺治皇帝，说自己因为要教导家族里的子孙功课，因此到市场上挑选教材，结果发现这些教材的内容上不仅有非常多的谬误，更严重的是序言最后只写了甲子纪年，却没有写顺治的年号。
刚林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凡书必系年号，以尊一统，历代皆然。此辈删去不用，目无本朝，阳顺阴逆，罪犯不赦之条”，于是刚林希望顺治皇帝能够“直纠悖乱坊刻以正人心”。顺治听从了刚林的建议，开始查处坊刻，幸运的是当时对于文字狱处罚没那么重，涉事的人都被轻判，并不伤及性命。
另一个案例也是发生在清朝初年。话说当时有个诗人叫冯舒，为明朝遗民，清朝建立后，因为有学识有声望就到衙门里当了个帮闲，可没想到这一帮就出了事情。
冯舒所在的县县令叫瞿四达，有贪污之事，就被县里面的几个秀才联名举报了。瞿四达先是用银两贿赂上司将此事敷衍过去，而后他就怀疑是冯舒找人写的告发信，因为县里面关于钱粮的事情只有冯舒知道哪里存在问题。
为了除掉冯舒，瞿四达于是便想到了炮制文字狱的方法。“会已苍集邑中亡友数十人诗为《怀旧集》，自序书太岁丁亥，不列本朝国号、年号”，同时瞿四达还在这本书中找到了几句似是而非，讥谤清朝的话。冯舒因此被抓捕下狱，而后被瞿四达杀死在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