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史载：凡朝廷缺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谏官皆得谏正。宋神宗以后，谏职更加扩大，以两省给谏权，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给右谏议大夫权。宋神宗初年，规定他官可以兼领其谏官职务，并以知杂侍的御史邓绾为中丞，除谏议大夫。唐代重谏官，轻御史，而宋代的御史多由谏官兼权，谏官又往往分行御史的职权，这样对皇帝的箴规阙失、规谏就削弱了。
另外谏官与宰相，谏院与政府的矛盾也日逐激烈。在汉代，谏官禹光禄勋隶属于宰相，谏议大夫当然是宰相的下属。唐代，谏官属门下省，仍是宰相的下属，总之是专门向皇帝谏诤过失的。唐制，皇帝朝见文武百官后，通常没有特殊的事情，很快就散朝。散朝后，皇帝另和宰相从容讨论，这时旁人不得参加，而门下省的谏官们独在例外，他们可以随从宰相列席参加，而且规定要有谏官列席。
宰相有时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可以由这些“言者无罪”的谏官来讲。谏官讲的对固然好，讲的不对，也无妨大体，因为谏官的职责就是开口讲话，这样也就可使宰相免同皇帝直接冲突，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艺术，即君权、相权之间相互调节。这一关系是：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又谏诤皇帝。但谏官职权扩大，御史兼领谏职以后，就形成了谏院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谏官往往不是纠绳天子，而是纠绳宰相。
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司马光在同知谏院时，以谏官之职，进行揭露奸邪佞妄，严整吏治。包拯在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时，以谏官名义“三弹张尧佐”，就是很有名的事件。但不管怎样，谏官的主要任务应是谏诤皇帝，监察政府有御史台。谏官对政府官员有监察权以后，就形成了台官、谏官共同纠察政府官员，宰相再也不好借谏官之口向皇帝发表意见，谏官反而成了政府的掣肘。
谏官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那些敢于“犯颜直谏”的谏官和善于纳谏的帝王，都是这一机制的产物；而一切阿谀逢迎之徒和不纳良谏的帝王，则破坏那种弥补机制，加剧专制体制的危机。谏官及谏官制度作为封建国家的政体构成部分之一能够绵延几千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尧舜禹等古代圣贤的求言纳谏作出了榜样。由于各种舆论影响，古代皇帝不能不以尧、舜、禹的圣明作为皇制的思想目标，这种目标或有真意（如唐太宗），或不得不表面假具（如秦始皇言自己德超三皇、功盖五帝），但不管怎样，不能不以尧舜先王为先驱。第二，沿袭谏官例制。历代帝王无不想留得从言纳谏的美名，因而谏官例制不敢轻易取消。第三，谏官对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以及皇权的巩固，的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归根结底是同当时的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