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秋之交，蒋军出动14个整编师、共32个旅的兵力，妄图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聚歼于山东定陶、曹县地区，进而控制鲁西南，打通平汉路。
为了粉碎敌人这一阴谋，刘邓指挥员决定诱敌深入，命令我军主力故意后撤，给敌人造成一种无力抵抗的假象。
敌人不知是计，在后面穷追不舍，放心大胆地深入我军腹地。
敌西线主力急于抢头功，仰仗其机械化部队的优势，孤军突入定陶西南的大杨湖一带。
中将师长赵锡田自恃是老蒋的嫡系、顾祝同的外甥、刘峙的得意弟子，曾远征过缅甸，部队又全是日械装备，竟狂妄叫嚣：“刘邓已溃不成军，我不用两个礼拜，就可占领整个晋冀鲁豫，把他们赶上太行山！”
面对这种严重的局势，刘、邓指挥员召集各纵队干部开会，征询大家的意见：打还是不打？采取什么战法打？由谁来打？打到什么程度……
当时由于各部刚打罢陇海战役，部队消耗大、减员不少，而且相当疲劳，急需休整，而对手又如此顽固凶残，要想打好这一仗，显然困难很多。
参谋长李达介绍完敌情后，邓政委知道有些人厌战，决定用激将法来激发大家的斗志，便有意问道：“我们是坚决消灭敌人呢？还是打起背包回太行山区？”
听到这句话后，六纵司令员、名将王近山拍案而起，斩钉截铁地说：“赵锡田骑兵冒进，看上去气势汹汹，实属孤立突出之敌，这一仗应该打！”
紧接着他又说道：“我王近山就在这里立下军令状，不消灭赵锡田，我就接受军法处置！我们六纵请战，坚决打！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下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打光，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
王近山的拍案而起、主动请缨，让全体到会人员热血沸腾，原来犹豫不决的干部，也表示坚决要打。
王近山勇挑重担，当场要下了打敌整编第三师主力二十旅五十九团的最艰巨任务。
敌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果然不是等闲之辈，他进驻大杨湖的五十九团，更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该团在一天之内，就把大杨湖这个200来户人家的村庄，变成了一个内有暗堡工事和穿墙透壁的枪眼，外有密密麻麻的地堡，中有沟壕相通的坚固工事群，致使六纵激战两昼夜仍未攻下来。
这对王近山来说，无疑是有生以来的奇耻大辱。他急得两眼迸火，恨不得马上冲上去，把赵锡田撕成八段，以洗却这不能让人忍受的耻辱。
刘司令员深知，虽说王近山这些年来，读了不少兵书，已不是个一激即怒的一介武夫，但此人性情刚烈，有时候思路拐不过弯来，还需要点拨点拨。
9月5日一清早，刘司令员就来到了六纵前敌指挥所，召开了紧急作战会议，分析了敌情，查找了战斗失利的原因，重新调整了部署，并再一次提醒王近山，一定要集中兵力，用拳头打人。
在刘司令员的启发下，王近山恍然大悟，意识到了原来打敌五十九团的兵力，是少了些，还没有形成以石击卵的优势。
为此，王近山集中了六纵9个团的兵力，打敌五十九团。
为了及时掌握战场情况，王近山到距敌前沿仅500米的一线阵地指挥，并不时鼓励部下说：“蒋军都是属老鼠的，欺软怕硬，只要我们硬，他们就怂了！对这帮混蛋要狠点，把所有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到敌人身上去！战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把敌人打垮！坚持，只要坚持住，坚持到底，胜利就是我们的！”
六纵指战员大受鼓舞，更加斗志昂扬。在战斗中，将士们不惧敌人工事坚、火力猛、飞机炸、大炮轰，也不怕冲过来的坦克，前仆后继，英勇冲杀。
最后，除了一个预备营外，其他部队连炊事员、饲养员、机关干部都冲上去了。
战斗从半夜发起，战至拂晓，仍有一股敌人在村中拼死顽抗。
王近山意识到，天亮后，敌人若派飞机来增援，我军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步。
想到这里，他马上让预备营也投入战斗，并命令部队和敌人纠缠在一起，使敌人飞机无法增援。
结果太阳出来后，敌人果然派出飞机增援，但由于敌我形成胶着状，无从下手，又都飞走了。
这下子可把战士们乐坏了，头上没有顾虑，放心大胆地往前冲。
战至上午8时，我军攻占了大杨湖村，全歼敌五十九团。
五十九团被歼后，敌整编第三师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垮了下来，二十旅旅部和整编第三师师部，上上下下争相逃命。
我军各纵队乘势将敌分群割块，达成合围的部署，很快地全歼了敌整编第三师，活捉了赵锡田。
东西两线的敌人听到赵锡田被活捉的消息后，惊恐万分，顿时都乱了阵脚，如决堤的洪水，四处溃散。
至此，定陶战役以蒋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共歼敌17000余人。
可以说，名将王近山的拍案而起、立下军令状，引出了这场名垂军史的大胜。
老蒋在南京听到定陶战役失利的消息后，血压陡然上升，险些晕了过去。随后，他大骂刘峙无能，立即撤了他郑州绥靖公署主任之职。
延安《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充分肯定了定陶战役胜利的重大意义：“对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