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点：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进而确立了一种新制度——宰相制度。
齐国宰相制度的确立，打破了国家政权一直被贵族垄断的局面，为布衣士子的掌权开辟了新的途径，这无疑对齐国的兴盛注入了活力，也正是因为这种宰相制度的确立，使得管仲辅助齐桓公成就了春秋霸业，晏婴才能辅助齐景公，重振齐国雄风。
第二点：选举制度成为选官的重要组成部分。
齐国基层的人才由乡长每年定期向上进贤，长官书写考评，然后桓公亲自策问，这也被称为“三选”，假如地方管理埋没和压制人才，那是要以“蔽贤”来治罪的，这点也在《国语·齐语》中有所记录，这种选官制度的确立，对于打破世卿世禄制有着积极意义，当然也是齐桓公得以称霸的一大助力。
齐国的刀币
如《管子·小匡》记载：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谋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度义光德，继法绍终，以遗后嗣，贻孝昭穆，大霸天下，名声广裕，不可掩也，这也进一步肯定了人才在齐桓公称霸路上的功不可没。
齐国“尊贤用能”的国策与田氏代齐。
齐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公以削，至於觐存，三十四世而亡。——《吕氏春秋·仲冬纪》
上文我已提到了太公望和周公旦两人在用人策略上一个主张“尊贤上功”，一个主张“亲亲上恩”，那么这两种用人策略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周公旦说姜子牙的用人政策会导致“齐者亦必非吕氏也”，而姜子牙说周公旦的用人策略会导致“鲁自此削矣”。
他们二人说的对吗，当然对，因为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两人的观点，正如上述引用《吕氏春秋》中的记载，我们暂且抛开鲁国衰弱不论，单说田氏代齐。
齐字的演变
被齐桓公发扬广大的“尊贤用能”的国策，不仅成就了齐国的霸业，而且为田氏在齐国的兴起起到了关键作用，说到这，不少人会有个疑问，这种国策对于强大国家是有促进作用的，怎么最终却酿造了田氏代齐的后果呢，难道是这种国策不合时宜？
其实并不是，因为用尊贤用能的政策强大国家，有两个前提，第一君强，第二臣贤，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强大国家，而田氏在齐国尊贤用能的国策下，得到了齐君主重用，但是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齐国的君渐渐弱了甚至昏了，而能臣也暴露了野心，所以齐国政权的更替已无可避免了。
田氏代齐后齐国的兴盛。
宣公卒，子康公贷立，贷立十四年，淫於酒妇人，不听政，太公乃迁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史记·田仲敬完世家》
姜姓吕氏齐国的政权传到齐康公时期，彻底走向了灭亡，田和（田齐太公）就把齐康公放逐到了海岛上，姜姓吕氏的齐国名存实亡，公元前386年，齐康公去世，同年，田和抱住了魏文侯的大腿，让其请于周天子，把自己册封为诸侯，自此，齐国正式进入了“田齐”时代。
田氏家族掌握了齐国的政权之后，接受了庆封等人专权误国的教训，十分注重笼络贤能之士，并且广泛施惠于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齐国的继续发展，在齐威王时期，齐国尊贤用能的用人政策再次发展到了顶峰。
既然说到齐威王任用人才，就不得不说说魏惠王与齐威王比宝的故事。
被齐威王重用的孙膑雕像
魏惠王与齐威王举行会盟，魏惠王很是得意，就问齐威王，你们齐国有国宝没，齐威王回答，没有，接下来魏惠王就把魏国的“径寸之珠”拿出来说事，嘲笑齐威王，但是齐威王却淡淡说了句“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因为齐威王认为齐国的国宝是人才。
这样一来，就导致了齐国依然高举着“尊贤”的旗帜，但实际上朝堂之上却呈现出人才凋零的另一番景象，尊贤与用能在齐国后来君主的治国策略上走向分离。
齐国的古长城
而在这种人才政策的影响下，渐渐地齐国统治者在治国上也渐渐地只注重“能”，而忽略了“贤”，一个人有能力对于治国固然是好事，但是倘若失去了贤作为基础，那么这种“能”对国家的发展，只会有害无益，而后来田齐朝堂中田婴、田文当权，则是对此的明证。
正如《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君用事相齐，至今三王矣，齐不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金，门下不见一贤者。
到了齐王建时期，齐国的朝堂之上已经无人才可用，宗室贵族牢牢把持着朝政，此外，他又听任君王后专权，后来又把政权交给了后胜，彻彻底底疏远了贤臣，齐国最终不战而亡，被强秦所灭。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用人政策是否得当，在齐国数次兴衰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在齐国最终的灭亡之路上，齐国数位君主在用人政策上的频频失误，也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
这也难怪，当我们把导致齐国灭亡的“锅”全抛给齐王建的时候，他会忍不住大声呐喊：这个锅不能全由他背，不过齐国的灭亡却对我们现今社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警示作用，那就是人才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国宝”。
对此，您怎么看？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吕氏春秋》、《韩非子》、《管子》、《国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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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从这则小故事我们也能看出，齐威王在用人政策上，依然坚持的是“尊贤用能”，所以可以说田氏代齐其实也是对姜氏政权中尊贤用能这一国策的理论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