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旦走上了应举之路，就意味着要付出巨大的投入。
其他的投入暂且不说，单单科考费用一项，就难倒了不少考生。交通、食宿、房租、考场用品购买等等费用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家境好的学子不需担心这些，而一些贫寒子弟平时省吃俭用、寒窗苦读十几年，到了此时，却犯起了难。
为了解决贫困考生科考诸项费用的问题，南宋兴起了一种资助形式：义约。用签约形式资助考生赴省应试。这种资助形式应用甚广，在今天的湖南、江西、福建等地，依然广泛运用着。古代考生参加科考的花销
每三年省闱开科时，通过了发解试并获得荐书的学子们，就可以赴临安参加礼部考试。但是贫困学子的忧愁却因此开始了。他们的资费不足，在考试路上可以说是寸步难行，所以举子之间或近邻就签署志愿协议，互助或资助他们考试，这就是不以牟利为目的的纯公益民间救济活动——义约。
“义约”的存在极大地解决了贫困学子的费用之虞，让学子们能安心的前去礼部参加考试。这时我们不禁要问了，考生参加一次考试，需要花那么多钱吗？都有哪些地方需要花钱呢？
其实在古代，考生赶考一次，花销真的不小：往返交通食宿费用
很多居住在京城或者附近的学子们应该很开心，他们可以省去这一大笔的开支。但是很多学子都是居住在穷乡僻壤，由于路途遥远，这一路上的食宿费用就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为了减轻学子们的经济负担，政府曾确立过驿券制度。如宋初对远方得解进士的学子，朝廷曾给予补贴及发放公券。南宋也有此制，但也只限于川陕等偏远地区。其他的地方，比如山南、荆湖等北宋尚给驿券的地区，到南宋时，却已不再享有此项优待政策。所以到了南宋，驿券制度已经不能覆盖所有的远方地区。大多数贫寒子弟，赴省试只能自己负责高昂的旅宿费。
房租费及购买考场用品的费用
在宋代，举子们考试所用的试纸桌椅等考试用品都是需要自己准备的。
根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诸州士人，自二月间前后到都，各寻安泊待试，并收买试篮、桌椅之类。……此科举试，三年一次，到省士人不下万余人，骈集都城。铺席买卖如市，俗语云'赶试官生活'，应一时之需耳。"
所谓"安泊"，就是住宿，住宿费有多贵呢？"虽一榻之屋，赁金不下数十楮"。
发解试如此，而省试时举子更多，在都滞留时间更长，其房屋租金开销之大，当远在解试之上。如李昴英于宝庆二年丙戌(1226) 到临安参加省试、殿试，在家书中说他"所赁之屋，一月二十券"。
另外，购买试纸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很多学子为了迎合考官的喜好，以及举子们的相互攀比，会花费一大笔钱去购买高级的试纸。请客送礼的费用
这部分的费用主要是在一些上榜进士的身上（但下第举子有时也难以完全幸免）。
一些考中了进士之后，会举办各种吃酒庆祝活动。学子们也就不得不参加各种应酬，为了面子上过得去，有些人甚至不惜为此担上高利贷。"义约"经费是如何筹集的
家乡乡亲众筹。这是最简便的筹资方式，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凑份子钱。如果一人仅出一钱，那么成千上万个一钱累积起来，也不是一个小的数目，更何况每个人的能力不同，资助的数额也是不一样的。根据李昴英《书龙头义约簿二首》，当时乡民的出资是"人鸠一千"。
上次中举者的捐款。这也是义约筹集资金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前期资助的义约负责人实际上是在投资，比如资助四个人，结果三人中第，那么等到下一次开科，这三人就有捐款的义务。而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中第的人更多，那么捐款的人也就随之增加，义约也就可以继续的发展下去。
姚勉在《新昌义约序》中所述新昌县的集资方式。"岁戊午( 宝祐六年，1258) ，相率以为约，取五百名中第一之义，人五百金。取'玉殿传金榜、君恩赐状头'诗为十籍，分敛而专聚，蚤计而预储，如京师者可无桂玉虑。"
这与上两种"玩"法迥然不同。据推测，其筹资方法是将与约人分为十籍，而以平日私试时各科中的第一名出五百金，这样一来，十个第一名就筹得五千金。这种私试可以经常举行，而第一名也未必同是一人，故捐款者越来越多，金额越积越大，这就叫"分敛而专聚，蚤计而预储"，可谓是智取他人的钱包。
在这种筹集方式中，"第一名"出资是核心。而“第一名”或出于道义，或出于虚荣，都会欣然出手，所以这种筹集形式也是行得通的。
以上三种筹资的常规方式基本上可以保证义约的正常运作。值得一提的是，义约的运作方式决定了它相对的独立性，以义为本的观念也决定了它筹集能力不会太强，不大可能聚敛大量财富，所以也不大可能滋生腐败。“义约”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义约”在历史上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教育公平和选拔人才方面，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首先，是对贫困学子因为钱财不足无法进京赶考的问题，提供了可行之法。
苦读十年只为他日在考场上能够一展风采，盼一个高中，望一眼未来。可是同人不同命，还记得《送东阳马生序》所记载的："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