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国分封宋国之时，准其用祖先之礼祭祀先祖。殷商之际的礼乐体系，也因之在宋国得以传承。商朝王室流行之舞乐，如《大濩》、《桑林》在宋国得以保留。但宋国之音乐，在周人眼中，并非主流。《庄子》赞扬庖丁解牛，说“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那么，《桑林》是什么样的音乐呢？
商人崇尚巫文化，典籍中有“舞者吁嗟而请雨”，就是以乐舞仪式求雨。曹植曾作赋曰：“殷汤伐夏，诸侯振仰，放桀鸣条，南面以王，桑林之祷，炎灾克偿，伊尹佐治，可谓贤相。”说的就是《桑林》舞蹈的源起。成汤建立商朝之际，遭遇大旱之年，面对百姓苦楚，成汤便在桑林中举行祭祀仪式，载歌载舞，诚恳的向天祈祷，终至感动天神，雨露降临，旱灾得解。自此，商人便以此乐舞为《桑林》。
后来，商人祭祀祖先，《桑林》便是最为流行的保留节目，民间更是发展成盛大聚会，男女便在此聚会上结交。这即是周人诋毁《桑林》不适宜在祭祀祖先仪式中表演的缘由，周人认为《桑林》之舞在周人看来似有涉淫秽的表现，在郑重之场合宾客应回避。但作为殷商后裔的宋人对此并不在乎，数代之间，《桑林》之舞始终为国舞。
西周时期按等级不同，规定用乐规模。皇帝“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宋国作为诸侯国，陈列乐器便应是三面悬挂，但宋国独享殷商时代天子规格祭祀，实际情况可能是高于这种标准的。重要的是，宋国的这种独特，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得到周王室的默认。
《左传》中说：“先君周公制周礼”，这里的周礼即包括典章制度和礼乐体系。在《诗经》中重要的风、雅、颂中，颂的部分就是周颂、鲁颂、商颂，周颂理所当然，鲁颂来自鲁国，是因为创造周人礼乐体系的周公，其封国正是鲁国；商颂就是宋国的乐舞。那么，虽然周人从名义上不尊重宋人乐舞，但本性里对宋人乐舞的喜爱，还是有的。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说就是情感和理智的和谐，显然宋人的音乐，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达到的。
《毛序》说:：“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周人对《桑林》这种前朝礼乐，显然是不允许大面积推广的，史书中有：“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什么意思呢？宋国的音乐很妩媚，使人意志消沉，是难以登大雅之堂的。因此，《桑林》主要流行之区域，仍然是在宋国。
“使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是周人礼乐思想灌输的结果，《桑林》虽是宋人的自娱自乐，可是其真的就那么不受待见吗？西汉时有个叫戴圣的人，写过一篇文章《乐记》，其中有“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熟悉商乐的人，遇事而有果断性，这既是对宋人音乐的正面评价。
关于《桑林》之舞，在春秋时代还有段有趣的往事，说的是晋悼公复兴晋国霸业，将偪阳赠给宋国。宋平公率领国家舞团到晋国来献舞，正是《桑林》。当时晋国权臣荀罃等人就极力反对晋悼公欣赏此乐舞。荀罃的观点是《桑林》之舞是给天子表演的舞曲，晋悼公如果受献的话，就有越级之嫌。但晋悼公觉得《桑林》唯独宋国有，若错过之后，恐难再见，便是欣然接受，正襟危坐，以赏《桑林》。哪里知道，《左传》载“惧而退入于房”，晋国有为之君晋悼公，竟然为《桑林》所摄，避而不看，可知宋人之《桑林》，乃是颇具霸气的乐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