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鲋的文化立场

2020-08-01 05:33:03 作者: 孔鲋的文化立

作者: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孔子八世孙孔鲋是秦代文化闻人。实现统一之后的秦帝国任用了一些儒生多方面参与文化咨询,而孔鲋没有进入这一群体。在陈涉发起反秦暴动,六国复国浪潮涌起之后,孔鲋任职张楚政权。孔鲋持与秦王朝不合作的立场,据说他有“吾为无用之学”,“秦非吾友”的表态。孔鲋通过切身体会,应当认识到秦文化的实用风格怎样阻碍了社会才力的发挥,延滞了学术思辨的进步,并且影响了秦政治史的走向。考察孔鲋的文化立场,对于理解秦汉之际儒学的历史风格,也有积极的意义。

《孔丛子》 资料图片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记载了孔鲋在秦末社会动荡中“往归”农民暴动首领陈胜的事迹:“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裴骃《集解》:“徐广曰:‘孔子八世孙,名鲋字甲也。’”

据《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至孔鲋世系,于“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生伋,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之后,又说:“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梁玉绳《史记志疑》就孔鲋的名号有所讨论:“案:《孔光传》是‘鲋’,而《儒林传》作‘甲’,师古曰‘名鲋字甲’。《后序》子鱼名鲋,后名甲。《孔丛·独治篇》子鱼名鲋甲,陈人或谓之子鲋,或称孔甲。《史》失书其字。”

班固《汉书》卷二〇《古今人表》载录内容截止于秦末。表列九个阶次,即所谓“列九等之序”,以“归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九等,即:“上上圣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愚人”。孔鲋列名于“中中”,与时代大略接近的人物淳于越、李牧、燕太子丹、鞠武、荆轲、樊於期等列为同一等级,较列为“中上”的韩非、燕将渠、乐间、高渐离低一等次,而高于列为“中下”的秦始皇、李斯、秦武阳、项梁、秦子婴、项羽、陈胜、吴广。班固等列古人,或许自有其文化深意。

臧励龢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孔鲋”条说:“孔鲋,秦。穿子,字子鱼,亦字甲。博通经史。秦始皇并天下,召为鲁国文通君,迁少傅。李斯始议焚书,鲋闻之,收其家《论语》《尚书》《孝经》等书藏于旧宅壁中。隐居嵩山,教弟子百余人。后陈涉为楚王,聘为太傅,寻托疾而退,卒于陈。著书二十篇,名曰《孔丛子》。”(《中国人名大辞典》)《阙里谱系》写道:“九代鲋,字子鱼。该览六艺,秦并天下,召为鲁国文通君,拜少傅。秦焚书,乃归藏书屋壁,自隐嵩山。陈涉起,聘为博士,迁太傅,仕六旬,言不用,退。卒于陈,年五十七。著《孔丛子》。”孔鲋“鲁国文通君”“少傅”等职任的有关信息,当据此。

《孔丛子》见于《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经》,称“陈胜博士孔鲋撰”。《宋史》卷二〇五《艺文志四》称“汉孔鲋撰”。《孔丛子》又有题“汉太傅孔鲋著”者。(〔清〕丁丙撰:《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一五)所谓“汉孔鲋”与“汉太傅孔鲋”之说,与《史记》有关孔鲋死于陈涉败亡之时的记叙不合。

前引《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说,孔鲋“为陈王涉博士”,《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说“为陈涉博士”。孔鲋任张楚政权“博士”,大概是确实的。

称《孔丛子》“汉孔鲋撰”或“汉太傅孔鲋著”者,都是错误的。孔鲋人生的终点,在汉王朝建立之前。

前引《阙里谱系》说:孔鲋投入陈涉政权,“仕六旬,言不用,退。卒于陈,年五十七”。宋人已有孔鲋在张楚政权“托目疾而退”的说法。如宋咸《孔丛子序》,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孔丛子》十卷”条。所谓“退”,似有意疏隔孔鲋与张楚的关系。但是此说没有早期文献的依据。孔鲋“卒于陈”的具体情形,《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汉书》卷八八《儒林传》:“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

我们看到两种说法,一说孔鲋已“退”,但是仍然“卒于陈”;一说“与涉俱死”。看来后一种说法或许可信。而且即使“言不用,退”,或者托疾“退”,也同样可能“与涉俱死”。《盐铁论·褒贤》“大夫”之言也有关于孔鲋之死的信息:“文学高行,矫然若不可卷;盛节絜言,皦然若不可涅。然戍卒陈胜释挽辂,首为叛逆,自立张楚,素非有回、由处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奋于大泽,不过旬月,而齐、鲁儒墨缙绅之徒,肆其长衣,——长衣,容衣也。——负孔氏之礼器《诗》《书》,委质为臣。孔甲为涉博士,卒俱死陈,为天下大笑。深藏高逝者固若是也?”也说“俱死陈”。所谓“与涉俱死”,可以说明孔鲋的政治表现。

陈胜暴动,“奋于大泽,不过旬月”,而孔鲋往投。农民军失败,“卒俱死陈”。孔鲋之死体现的文化风格、政治态度和人生原则,其实是值得文化史学者重视的。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记载,秦始皇东巡至泰山下,曾经就“封禅”程式咨询齐鲁儒生博士,因所议“难施用”,于是“由此绌儒生”。看来,可否“施用”,是秦始皇文化判断和政策选择的重要标尺。“难施用”,《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写作“难施行”。《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评价东方学者所谓“奭也文具难施”之“难施”,应当有与“难施用”“难施行”接近的语义。

据《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三十四年”,孔鲋评价秦政,曾经表示“吾为无用之学”,“秦非吾友”,也强调了文化态度的这种区别。《孔丛子》卷中写道:“秦始皇东并。子鱼谓其徒叔孙通曰:‘子之学可矣,盍仕乎?’对曰:‘臣所学于先生者,不用于今,不可仕也。’子鱼曰:‘子之材能见时变今。为不用之学,殆非子情也。’叔孙通遂辞去,以法仕秦。”对于秦政鄙薄和敌视儒家“文学”的政策,有的儒生依然坚守文化立场“为不用之学”,有的儒生则“能见时变今”。“所学”之“用”与“不用”,似乎形成了政治态度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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